花草园林的绘画作品 园林绘画作品

花境轩 花卉栽培 2025-12-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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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草园林的绘画作品 园林绘画作品

本文目录

  1. 中国古代园林的造园手法
  2. 中国文人园林
  3. 私家园林的各个历史时期

中国古代园林的造园手法

1、利用空间大小的对比:江南的私家园林,一般把居住建筑贴边界布置,而把中间的主要部分让出来布置园林山水,形成主要空间;在这个主要空间的外围伺机布置若干次要空间及局部性小空间;各个空间留有与大空间联系起来。这样即各居特色,又主次分明。

2、注意选择合宜的建筑尺度:在江南园林中,建筑在庭院中占得比重较大, 很注意建筑尺度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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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加景物的景深和层次:在江南园林中,造景深多利用水面的长方向,往往在水流的两面布置石林木或建筑,形成两侧夹持的形式。借助于水面的闪烁无定、虚无缥缈、远近难测的特性,从流水两端对望,无形中增加了空间的深远感。

古典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的一支奇葩,它特色鲜明地折射出中国人的自然观和人生观。与西方园林艺术相比,古典园林突出地抒发了中华民族对于自然和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与热爱。

扩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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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园林用种种办法来分隔空间,其中主要是用建筑来围蔽和分隔空间。分隔空间力求从视角上突破园林实体的有限空间的局限性,使之与自然融合。

因此必须处理好形与神、景与情、意与境、虚与实、动与静等种种关系,把园内空间与自然空间融合起来。比如漏窗的运用,使空间流畅,视觉流畅,因而隔而不绝,在空间上起相互渗透的作用。

中国古代园林中,有山有水,有堂、廊、亭、榭、楼、台、阁、馆、斋、舫、墙等建筑。所有建筑,其形与神都与天空、地下自然环境相吻合,同时又使园内各部分自然相接,以使园林体现自然淡薄、恬静含蓄的艺术特色,并收到步移静换、渐入佳境、小中见大等观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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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的上林苑开创了人工造山的先例。东汉梁翼开创了从神仙世界的向往转向对自然山水模仿的先例,标志着造园艺术以现实生活作为创作起点。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雅士采用概括、提炼手法所造山的真实尺度大大缩小,力求体现自然山峦的形态和神韵。这种写意式的叠山,比自然主义模仿大大前进了一步。唐宋以后对叠山艺术更为讲究。明清造山艺术更为发展和普及。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古代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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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园林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由文化凝聚积淀的园林景观,清幽中见画意,细腻中见诗情,平淡中见蕴藉,变化中见新奇,可谓异彩纷呈,琳琅满目。中国园林(主要指中国古典园林)有别于世界其他园林,主要可概括为四大特点:一、本于自然,高于自然。二、建筑美与自然美的融糅。三、诗画的情趣。四、意境的涵蕴。这四大特点是中国园林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主要标志。它们的形成,一方面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合力。另一方面,从根本上来说,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以及重渐悟、重直觉感知、重综合推衍的思维方式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而其中,推动园林兴盛、园林艺术普及和提高的,乃是一大批文人直接参与园林规划的结果。他们借鉴文学、绘画的表现形式,将自身的自然观和思维方式融入到造园艺术中,赋予园林以深刻的内涵。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是中国园林风格和特色形成的主体人物。中国园林自唐代出现了诗人和画家自成一派的“文人园林”以来,经过漫长的、不间断的发展,乃至现代园林景观的布局、构景,仍与文学、绘画紧密结合,蕴涵着被誉为“无声的诗”和“立体的画”的美学基础。“文人园林”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中国园林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

文人园林产生的背景

中国古典园林起源于先秦、两汉帝王狩猎的“囿”和通神的“台”。到了魏、晋、南北朝,儒、道、佛、玄诸家争鸣,彼此阐发。思想的解放促进了艺术领域的开拓,也给予园林很大的影响,造园活动逐渐普及于民间而且升华到艺术创作的境界。这个时期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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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普遍流行着消极悲观的情绪。人们深感“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因此滋长了及时行乐的思想,即使曹操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也不免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慨。魏晋时,士族集团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斗争的手段不是丰厚的赏赐就是残酷的诛杀。于是消极情绪与及时行乐的思想更是有所发展并导致了行动上的两个极端倾向:贪婪奢侈,玩世不恭。

士大夫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名士”,如“竹林七贤”,他们以纵情放荡、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反抗礼教的束缚,寻求个性的解放。其行动则表现为饮酒、服食、狂狷、崇尚隐逸和寄情山水,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流”。处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下,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游山玩水的浪漫风气。早期的山水诗文也大量涌现于文坛。寄情山水、雅好自然既然成为社会的风尚,为避免跋涉之苦、保证物质生活享受而又能长期占有大自然的山水风景,最理想的办法莫如营造“第二自然”——园林。于是,山水园林、山水风景区蓬勃发展。其中,尤其是文人、名士们所经营的园林,因直接受到时代思潮的哺育启示而茁壮成长,比较普遍,是当时造园活动的主流。当时文人的园林其规模一般都小而精,造园的手法从单纯写实到写实和写意相结合的过渡,园林与山水画、山水诗文互相启导,互相发展,是包含着老庄哲理、佛道精义、六朝风流、诗文趣味影响浸润的结果,获得了社会上的广泛赞赏,开启了后世文人园林的先河

文人园林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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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园林较之魏晋南北朝更兴盛,艺术水平也大为提高。其一,隋代统一全国,修筑大运河,沟通南北经济。盛唐之世,政局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呈现为历史上空前的太平盛世。人们普遍追求园林享受。其二,兴起科举制度,广大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有了晋升的机会,他们一旦取得官僚的身分便有了优厚的俸禄和崇高的社会地位,然而却没有世袭的保证。宦海浮沉,升迁贬谪无常,共同的经历形成了共同的处世哲学。在朝为官努力做一番事业,同时也自己预留致仕罢官后的路。经营园林,便是为将来退隐林下独善其身。其三,科举取士,文人做官的比较多,园林成为他们的社会交往的场所,受到文人趣味、爱好的影响也较上代更为广泛、深刻。中唐以后,文人直接参与造园规划,凭借他们对大自然风景的深刻理解和对自然美的高度鉴赏能力来进行园林的规划,同时也把他们对人生哲理的体验、宦海浮沉的感怀融注于造园艺术中。于是文人官僚的士流园林所具有的那种清新雅致的格调得以更进一步的提高和升华,更添上一层文化的色彩,便出现了“文人园林”。文人园林乃是士流园林之更侧重于赏心悦目而寄托理想、陶冶情操、表现隐逸者,也泛指那些受到文人趣味浸润而“文人化”的园林。就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唐代园林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园林风格的发展趋向也是十分明显的,皇亲贵族、世家官僚的园林偏于豪华;而一般文人官僚的则重在清新雅致。后者似乎较多地受到社会上的称道而居于主导地位,其间的消长变化足以说明文人园林早在唐代即已呈现萌芽状态了。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庐山草堂、浣花溪草堂、辋川别业等,比较有代表性的造园文人有白居易、柳宗元、王维等。文人官僚开发园林、参与造园,通过这些实践活动而逐渐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园林观——以泉石竹树养心,借诗酒琴书怡性。这对于宋代文人园林的兴起及其风格特点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

文人园林的发展、成熟

从宋代到清代雍正年间是中国古典园林成熟时期的前期,成熟前期意味着风景式园林体系的内容和形式已经完全定型,造园艺术和技术已经基本上达到了最高的水平。在这个七百七十年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改朝换代、政治经济形势的更迭变化,园林的发展包括文人园林的发展当然也有相应的起伏波折。宏观的说,它呈现为马鞍形的两个阶段,或者说高潮:两宋是第一个高潮,明中叶到清初是第二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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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宋代已经达到了发育成熟的境地,而文化方面尤为突出。园林作为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当然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够继隋唐全盛之后而臻于成熟的境地,自有其特殊的背景。 宋代,地主小农经济十分发达,庄园经济几乎绝迹。城市商业和手工业空前繁荣,资本主义因素已在封建经济内部孕育。 宋代却又是一个国势羸弱的朝代,处于隋唐鼎盛之后的衰弱之始。宋王朝从建国之初的澶渊之变历靖康之难,最后南渡江左,偏安于半壁河山,以割地赔款的屈辱政策换来暂时的安定局面。一方面是城乡经济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则无论统治阶级的帝王士大夫或者是一般的庶民都始终处于国破家亡的忧患意识的困扰中。宋人的诗词中多见于此类感喟之情。这于盛唐文学中常见的杖剑远游,气吞山河的豪情和开辟异域、立功边塞的气概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社会的忧患意识固然能够激发有志之士的奋发图强、匡复河山的行动,同时也相反地导致了人们沉溺于享乐、苟且偷生的心理。而经济发达与国势羸弱的矛盾状况又成为这种心理普遍滋长的温床,终于形成了宫廷和社会的生活浮荡、侈糜和病态的繁华。 园林的大量修建,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较之隋唐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城乡经济的高度发展,带动了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园林的建筑、观赏花卉和树木的栽培技术、叠石技艺的水平等大为提高,为园林的广泛兴造提供了技术的保证,也是当时园林艺术水平成熟的标志。第三,宋代重文轻武,文人的社会地位比以往任何朝代都高。科举取士制度更为完善,文官执政可说是宋代政治的特色,并成为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从另一方面刺激了文人士大夫的造园活动,民间的士流园林更进一步文化化,又促成“文人园林”的兴起。第四,宋代诗词虽然失去唐代宏放的、波澜壮阔的气度,主流转向缠绵悱恻、空灵婉约,规划设计的精致则又过之。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以绘画艺术为重的朝代,尤其是山水画受到社会上的重视已达到了最高水平,因而达到了绘画与文学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确立了独特的艺术创作和鉴赏方法对于文人园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士流园林兴盛和文人广泛参与园林规划设计,在园林中熔铸诗画意趣比之唐代就更为自觉,同时也开始重视园林意境的创造。山水画、山水园林互相渗透的密切关系,到宋代已经完全确立。

萌芽于唐代的文人园林,到宋代已成为私家造园活动中的一股新兴潮流,同时影响着皇家园林和寺观园林。宋代文人园林的风格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简远、疏朗、雅致、天然四个方面。著名的有艮岳、苏州的沧浪亭等。

两宋的园林作为成熟前期的第一个高潮阶段,总结了上代的成就,开启了后世的先河。到元代,蒙古族政权不到一百年的短暂统治,民族矛盾尖锐,明初战乱甫定,经济有待复苏,造园活动基本上处于迟滞的低潮状态。明永乐以后才逐渐进入成熟前期园林发展的第二高潮阶段。明中叶以后,元代那种自由放逸、各出心裁的写意画风又呈现灿烂光辉。文人画风靡画坛成独霸之势,并达到了绘画、诗文和书法三者的高度融合。文人、画家直接参与造园的比过去更为普遍,园林艺术的创作,相应地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变化:1.由以往的全景山水缩移摹拟的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转化为写意为主的趋向。2.景题、匾额、对联在园林中普遍使用犹如绘画中的题款,意境信息的传达得以直接借助于文学、语言而大大增加信息量。园林意境的蕴藉更为深远,园林艺术比以往更密切地融合诗文、绘画趣味从而赋予园林本身以更浓郁的诗情画意。一方面是士流园林的全面文人化而促成文人园林的大发展;另一方面,商贾由于儒商合一、附庸风雅而效法士流园林,或者本人文化不高而聘请文人为他们筹划经营,势必在市民园林的基调上著以或多或少的文人化的色彩。市井气与书卷气结合的结果冲淡了市民园林的流俗性质,从而出现文人园林风格的变体。由于此类园林的大量营造,这种变体风格又必然会成为一股社会力量而影响及于当时的民间造园艺术。这在江南地区尤为明显,明末清初的扬州园林便是文人园林风格与它的变体并行发展的典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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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康熙帝南巡江南,深慕江南园林风物之美,归来后即聘江南文士叶洮和江南造园家张然参与畅春园的规划设计,首次把江南园林民间造园技艺引进宫廷,同时也把文人趣味渗入宫廷造园艺术,为后者注入新鲜血液,在园林的皇家气氛中平添了几分雅意清新的韵致。当时出现了一些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优秀的大型园林作品,如避暑山庄等。

文人园林的大发展无疑是促成江南园林艺术达到高峰境地的重要因素,它还影响了皇家园林和寺观园林,并且普及到全国各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成为一种造园模式。清乾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盛极而衰,中国古典园林进入成熟的后期阶段。文人园林相应地日益呈现出形式脱离内容的倾向,由早先的生动风格蜕变为僵化的模式,以往的生命活力也日益衰竭,它的四个特点亦逐渐消融于流俗,大部分徒具躯壳而丧失精神实质了。文人涉足园林也不象上一个时期那样比较结合实际,诗文中论及园林艺术的虽然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但大多是一鳞半爪,偏于描述性的心领神会,因而难免浮泛空洞,失却了上一个时期文人造园的进取、积极的富于开创性的精神。

萌芽于唐代,兴起于宋代,发展于明、清的中国文人园林对中国园林(中国古典园林)风格的产生及其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文人园林的集大成的著作有计成的《园冶》、李渔的《一家言》、文震亨的《长物志》,它们是私家园林专著中的代表作,也是文人园林自两宋发展到明末清初时期的理论总结。除此之外,陈继儒的《岩栖幽事》、林有麟的《素园石谱》等著作,也足见文人与园林关系之密切,意味着诗、画艺术浸润于园林艺术之深刻程度,从而最终形成中国的“文人园林”的传统。一般的文人即便不参与造园事宜,也普遍地关心园林、享用园林、品评园林。园林与文人的生活结下不解之缘,他们谈论园林好象谈论书、画、诗文一样,园林艺术完全确立了与书、画、诗文艺术的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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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园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人士大夫参与造园,又把古典园林推向了更高的艺术境界,赋予其鲜明的东方特色,情景交融、诗情画意,景由文盛、文由景显、文景齐名,这在古典园林艺术的营造和审美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文人园林在艰难时世中诞生

最早有记载的中国文人私家园林的萌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庄周有个“漆园”,位于河南省归德县。我们没有关于此园的详细描述,只知道院中有一棵大槐树。庄周在树下做梦,梦见蝴蝶。从当时历史情况来看,这些文人缺少帝王那样的雄厚财力,因此无法营造大规模豪华的园林。但其园林设计主题思想与帝王园林完全不一样,园林景观是朴素自然的。在世界文明史上,真正具有自然山水审美的中国文人园林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也是从古代园林演变为古典园林的转折点。魏晋南北朝是战争灾难频繁发生的时代,王朝不断更迭,政治斗争异常残酷。仕途的纷争严酷,使士大夫文人认识到自己根本无力对抗现实社会,多是走上追随漆园高风,在老庄道家中安身,在山水花鸟的大自然中获得抚慰。高举慕远,去实现那种“与道冥一”的“天地境界”。保全生命,坚持节操,隐逸遁世,寄情于大自然的山水里。在个人住宅庭院内布置咫尺自然山水,最终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国文人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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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逸田园: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和文学家,身逢乱世。林泉之隐、山水田园之乐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和感情的寄托。 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了我国传统文化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山水田园诗、自然山水画、自然山水园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而陶渊明则以其生命实践构建了林泉之隐的典型形态。他在躬耕隐居生活中融自己的切身体会于诗内,平淡,自然,真诚,质朴,开创了中国田园诗的先河,其人格魅力为后人推崇。陶渊明笔下的田园之乐成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心灵家园,从《桃花源记》中便可窥见他隐逸精神的端倪。其实,真正的山水隐居还是很困难的事,个体生命在风雪交加的自然环境中是很难维持的。所以要实现切实可行的“隐居”,还是在自己居住的深宅大院内建立自然山水花园,以实现精神理想的“隐居”,个体生命依然在与群体社会交往的世界中。

借物抒情,成了文人园林审美的主导倾向

花草园林的绘画作品 园林绘画作品

随着文人士大夫对诗词、韵律、佛事、书画的偏爱,花木山石、古玩字画逐渐与他们的生活融为一体。随着山水诗、山水画的进一步发展,园林艺术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时期构建的园林多为文人写意园,这与中唐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林泉之隐的生活一脉相承,苏轼在《灵璧张氏园亭记》中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从而道出了白居易“中隐”思想的个中真谛。明清以后,古典园林艺术进入了辉煌时期。文人、画家纷纷参与造园,很多甚至成了专业造园家。园林已成了文人士大夫心理上审美联想的结果,胸中有天地,“一室小景”却可营造出“有情有味”的氛围。诗、画、字、音律、园林等艺术形式,自然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文人墨客所津津乐道的一种生命情怀。自然山水充满了无限的生命和乐趣,它们在诗人笔下显得更富有蓬勃生机和活脱的意趣。文人墨客长期过着隐居生活,同花草树木、日月天地同宿,标榜山水林泉之趣,成了其主要精神寄托。拳石、斗水、数竿青竹,早已物化为一种审美意趣,虚虚实实,有景有情,情意盎然,这是与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需要、心理结构的变化分不开的。园不在大,不在奢,只要主题意境高雅,陋中之景亦清静。物质的享受退而 清淡的园居生活促成了文人士大夫精神的升华。在此,他们完成了自由人格的定位,通过对自己既往生活的反思,获得心灵上的解脱。

中国古典园林

中国古典园林

花草园林的绘画作品 园林绘画作品

中国古典园林

中国古典园林

古典园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人士大夫参与造园,又把古典园林推向了更高的艺术境界,赋予其鲜明的东方特色,情景交融、诗情画意,景由文盛、文由景显、文景齐名,这在古典园林艺术的营造和审美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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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园林在艰难时世中诞生

最早有记载的中国文人私家园林的萌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庄周有个“漆园”,位于河南省归德县。我们没有关于此园的详细描述,只知道院中有一棵大槐树。庄周在树下做梦,梦见蝴蝶。从当时历史情况来看,这些文人缺少帝王那样的雄厚财力,因此无法营造大规模豪华的园林。但其园林设计主题思想与帝王园林完全不一样,园林景观是朴素自然的。在世界文明史上,真正具有自然山水审美的中国文人园林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也是从古代园林演变为古典园林的转折点。魏晋南北朝是战争灾难频繁发生的时代,王朝不断更迭,政治斗争异常残酷。仕途的纷争严酷,使士大夫文人认识到自己根本无力对抗现实社会,多是走上追随漆园高风,在老庄道家中安身,在山水花鸟的大自然中获得抚慰。高举慕远,去实现那种“与道冥一”的“天地境界”。保全生命,坚持节操,隐逸遁世,寄情于大自然的山水里。在个人住宅庭院内布置咫尺自然山水,最终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国文人园林。

隐逸田园: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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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和文学家,身逢乱世。林泉之隐、山水田园之乐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和感情的寄托。 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了我国传统文化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山水田园诗、自然山水画、自然山水园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而陶渊明则以其生命实践构建了林泉之隐的典型形态。他在躬耕隐居生活中融自己的切身体会于诗内,平淡,自然,真诚,质朴,开创了中国田园诗的先河,其人格魅力为后人推崇。陶渊明笔下的田园之乐成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心灵家园,从《桃花源记》中便可窥见他隐逸精神的端倪。其实,真正的山水隐居还是很困难的事,个体生命在风雪交加的自然环境中是很难维持的。所以要实现切实可行的“隐居”,还是在自己居住的深宅大院内建立自然山水花园,以实现精神理想的“隐居”,个体生命依然在与群体社会交往的世界中。

借物抒情,成了文人园林审美的主导倾向

随着文人士大夫对诗词、韵律、佛事、书画的偏爱,花木山石、古玩字画逐渐与他们的生活融为一体。随着山水诗、山水画的进一步发展,园林艺术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时期构建的园林多为文人写意园,这与中唐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林泉之隐的生活一脉相承,苏轼在《灵璧张氏园亭记》中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从而道出了白居易“中隐”思想的个中真谛。明清以后,古典园林艺术进入了辉煌时期。文人、画家纷纷参与造园,很多甚至成了专业造园家。园林已成了文人士大夫心理上审美联想的结果,胸中有天地,“一室小景”却可营造出“有情有味”的氛围。诗、画、字、音律、园林等艺术形式,自然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文人墨客所津津乐道的一种生命情怀。自然山水充满了无限的生命和乐趣,它们在诗人笔下显得更富有蓬勃生机和活脱的意趣。文人墨客长期过着隐居生活,同花草树木、日月天地同宿,标榜山水林泉之趣,成了其主要精神寄托。拳石、斗水、数竿青竹,早已物化为一种审美意趣,虚虚实实,有景有情,情意盎然,这是与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需要、心理结构的变化分不开的。园不在大,不在奢,只要主题意境高雅,陋中之景亦清静。物质的享受退而 清淡的园居生活促成了文人士大夫精神的升华。在此,他们完成了自由人格的定位,通过对自己既往生活的反思,获得心灵上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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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园林的各个历史时期

园林的最初形式——商朝的囿。在古代,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一个脱离生产劳动的特殊阶层出现以后,经济基础以及技术、材料达到一定的水平,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艺术等开始达到比较发达的阶段,这时才有可能兴建和从事于以游乐休息为主的园林建筑。

大约在公元前16~11世纪,在商朝奴隶社会里,以商王为首的贵族都是大奴隶主,从事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广大劳动者,都是奴隶(农业奴隶叫“众”或“众人”,家内奴隶叫妾、奚、仆等);在战争今俘虏来的异族人也都留作奴隶。当时商朝国势强大,经济也发展较快。文化上不仅发明了有以象形为主的文字,还有会意、形声、假借等字。在商朝的甲骨文中有了园、圃、囿等字,而从它们的活动内容可以看出囿最具有园林的性质。在商朝末年和周朝初期,不但“帝王”有囿,等而下之的奴隶主也有囿,只不过在规模大小上有所区别。在商朝奴隶社会里,奴隶主盛行狩猎取乐,如殷朝的“帝王”为了游猎和牧畜,专门种植刍秣和圈养动物,并有专人经营管理。《史记》中就记载了殷纣王“原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奇物……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乐戏于沙丘”。

从各种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商朝的囿,多是借助于天然景色,让自然环境中的草木鸟兽及猎取来的各种动物滋生繁育,加以人工挖池筑台,掘沼养鱼。范围宽广,工程浩大,一般都是方圆几十里,或上百里,供仅隶主在其中游憨、礼仪等活动,已成为奴隶主娱乐和欣赏的一种精神享受。在囿的娱乐活动中不只是供狩猎,同时也是欣赏自然界动物活动的一种审美场所。商朝社会已有了奴隶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并以农业生产占主要地位,狩猎已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为了重温过去的生活方式,为了得到再经历一次的享受,转而成为专门供脱离生产活动的奴隶主娱乐和享受。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园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文人雅士厌烦战争,玄谈玩世,寄情山水,风雅自居。豪富们纷纷建造私家园林,把自然式风景山水缩写于自己私家园林中。

花草园林的绘画作品 园林绘画作品

公元220年东汉灭亡,军阀、豪强互相兼并,形成魏、蜀、吴三国各据一方。其后虽经西晋的短暂统一,但不久塞外少数民族南下中原相继建立政权,汉族政权则偏安江南,又形成南、北朝的分裂局面。直到公元589年隋王朝建立,中国才又恢复统一。这三百多年的动乱分裂时期,庄园经济的发展,巩固了豪强和门阀士族的势力,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瓦解,影响到意识形态上的儒学独尊,人们敢于突破儒家思想的梏桎,藐视正统儒学制定的礼教和行为规范,向非正统的和外来的种种思潮中探索人生的真谛。儒、道、佛、玄诸家争鸣,彼此阐发。思想的解放带来了人性的觉醒,促进了艺术领域的开拓,也给予园林以极大的影响。造园活动普及于民间,而且升华到艺术创作的境界。

私家园林大为兴盛,寺观园林也开始出现,从早先的以皇家造园为主流,变成为皇家、私家、寺观三大园林类型的并行发展。所以说,这个时期乃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一个承先启后的转折期。 私家园林从汉代的宏大一变而为这一时期的小型规模,意味着园林内容从粗放到精致的跃进。造园的创作方法从单纯的写实,到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过渡,也包含着老庄哲理、佛道精义、六朝风流、诗文趣味影响浸润的结果。小园获得了社会上的广泛赞赏,著名文人庾信曾专门写了一篇《小园赋》,誉之为“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私家园林因此而形成它的类型特征,足以和皇家园林相抗衡。它的艺术成就尽管尚处于比较幼稚的阶段,但在中国古典园林的三大类型中却率先迈出了转折时期的第一步,为唐、宋私家园林的臻于全盛和成熟奠定了基础。

西晋石祟的“金谷园”,是当时著名的私家园林。唐代是中国古代园林风格转变的重要时期。唐长安私家园林的艺术性较之上代又有进一步升华。唐长安私家园林的山体、水体、植物、动物、建筑等景观要素和谐融汇,园池构筑日趋洗练明快,士人将诗情画意引入园林,使崇尚自然的美学原则充分实现,为后世的写意山水园奠定了基础。

花草园林的绘画作品 园林绘画作品

在唐代洛阳是陪都,因此贵族官僚在洛阳兴建了许多园林。在北宋1195年,李格非所作《洛阳名园记》中,介绍了洛阳名园十九个,多数是在唐朝庄园别墅园林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但在布局上已有了变化。它与以前园林的不同特点是:园景与住宅分开,园林单独存在,专供官僚富豪休息、游赏或宴会娱乐之用。这种小康式的私家园林,只是私家游尝。元代的私家园林主要是继承和发展唐宋以来的文人园形式,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河北保定张柔的莲花池,江苏无锡倪赞的清闷阁云林堂,苏州的狮子林,浙江归安赵孟頫的莲花庄以及元大都西南廉希宪的万柳园、张九思的遂初堂、宋本的垂纶亭等。有关这些园林详尽的文字记载较少,但从留至今日的元代绘画、诗文等与园林风景有关的艺术作品来看,园林已开始成为文人雅士抒写自己性情的重要艺术手段,由于元代统治者的等级划分,众多汉族文人往往在园林中以诗酒为伴,弄风吟月,这对园林审美情趣的提高是大有好处的,也对明清园林起着较大的影响。

元代都城中的苑囿仅宫城之中一处,也就是金朝的琼华岛及周围地带,元时称万岁山太液池。元大都皇城主要由三组宫殿围绕苑囿布置,大内在太液池东,踞于城市轴线南端,其北为禁苑。池西南是太后居住的隆福宫,西北是太子居住的兴圣宫。太液池及禁苑占据了皇城一半以上的土地。元大都的苑囿虽然延用了前朝的旧苑,但苑中还是依据当时的需要进行了增筑和改造,殿宇型制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盈顶殿、畏瓦尔殿、棕毛殿等形式,殿宇材料及内部陈设也按照元人固有的风俗习惯大量使用,诸如紫檀、楠木、彩色琉璃、毛皮挂毯、丝质帷幕以及大红金龙涂饰等名贵物品和艳丽色彩,形成了以往所没有的特色。

在元代苏浙一带最终完成了从写实到写意的过渡。宋以前园林多为写实的意境,到了南宋南迁江南,经济文化方面给当地人的冲击很大,文人大量的参与设计,把园林从简单的模仿山林野趣,演变成集山水植物和建筑于一体的园林概念。明、清是我国园林建筑艺术的集成时期,此时期除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之外,封建士大夫们为了满足家居生活的需要,还在城市中大量建造以山水为骨干、饶有山林之趣的宅园,作为日常聚会、游息、宴客、居住等需要。封建士大夫的私家园林,多建在城市之中或近郊,与住宅相联。在不大的面积内,追求空间艺术的变化,风格素雅精巧,达到平中求趣,拙间取华的意境,满足以欣赏为主的要求。宅园多是因阜掇山,因洼疏地,亭、台、楼、阁众多,植以树木花草的“城市山林”。在数量上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其个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北方的北京,南方的苏州、扬州、杭州、南京。其中江南的私家园林是最为典型的代表。江南私家园林大都是封建文人、士大夫及地主经营的,比起皇家园林来可说是小本经营,所以更讲究细部的处理和建筑的玲珑精致。江南私家园林建筑的室内普遍陈设有各种字画、工艺品和精致的家具。这些工艺品和家具与建筑功能相协调,经过精心布置,形成了我国园林建筑特有的室内陈设艺术,这种陈设又极大地突出了园林建筑的欣赏性。明清江南私家园林的造园意境达到了自然美、建筑美、绘画美和文学艺木的有机统一。与一般艺术不同的是,它主要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组成的综合艺术品。成功的园林艺术,它既能再现自然山水美,又高于自然,而又不露人工斧凿的痕迹。

花草园林的绘画作品 园林绘画作品

清代贵族、官僚、地主、富商的私家园林多集中在物资丰裕、文化发达的城市和近郊,不仅数量上大大超过明代,而且逐渐显露出造园艺术的地方特色,形成北方、江南、岭南三大体系。在清初的康熙、乾隆时代,江南私家园林多集中在交通发达、经济繁盛的扬州地区,乾隆以后苏州转盛,无锡、松江、南京、杭州等地亦不少。如扬州瘦西湖沿岸的二十四景(实际一景即为一园),扬州城内的小盘谷、片石山房、何园、个园,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无锡的寄畅园等,都是著名的园林。江南气候温和湿润,水网密布,花木生长良好等,都对园林艺术格调产生影响。江南宅园建筑轻盈空透,翼角高翘,又使用了大量花窗、月洞,空间层次变化多样。植物配置以落叶树为主,兼配以常绿树,再辅以青藤、篁竹、芭蕉、葡萄等,做到四季常青,繁花翠叶,季季不同。江南叠山用石喜用太湖石与黄石两大类,或聚垒,或散置,都能做到气势联贯,可仿出峰峦、丘壑、洞窟、峭崖、曲岸、石矶诸多形态。且太湖石以其透、漏、瘦的独特形体还可作为独峰欣赏。建筑色彩崇尚淡雅,粉墙青瓦,赭色木构,有水墨渲染的清新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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