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帝王园林河南最好的古典园林在哪里

园艺小站园林问答 2025-11-29 0

很多朋友对于河南帝王园林和河南最好的古典园林在哪里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目录

河南最好的古典园林在哪里
三国时期的代表园林
中国文人园林

河南最好的古典园林在哪里

河南最好的古典园林在哪里？

提起中国的古典园林，大家都会想到以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为代表的北方园林和以苏州留园、拙政园为代表的南方园林，但这些似乎和河南没多大关系，河南到底有没有最好的古典园林，答案是肯定的，不但以前有，现在也有。

高翰|文

公元1750年春，辉县县令王椿接到了一个足以改写他命运的政治任务，大清帝国的乾隆皇帝要带着母亲视察辉县。

已经执掌帝国15年的乾隆是一个审美眼光极高的帝王，他要效仿祖父康熙六下江南，出发前，需要找一个类似江南钟灵毓秀的场地进行前期预演，营造一个能够媲美皇家园林和南方园林的行宫。

诺大的北方地区，乾隆独独把目光锁定在辉县这个不起眼的河南小县上，自然有其深意。

接到命令的县令王椿诚惶诚恐地带着工匠来到城西北四里的苏门山南麓，对湖面达3.4万平方米的百泉湖绕岸砌石，将历代留存在百泉湖周遭的景观改造和修缮，历时8个月的加班加点，一座占地81亩的“翠华行宫”，终于在明代百泉书院的基础上涅槃重生。

百泉园林

九月二十日上午，时年39岁的乾隆皇帝和皇后一起搀扶着皇太后畅游苏门山和百泉湖，晚上乾隆入住在翠华行宫，随同而来的太后则住在行宫的白露园。

这年深秋的辉县之行，乾隆在这里留下了十一首诗歌、六块匾额和一副对联。

乾隆实在太喜欢这个行宫了，回到北京之后，又差人将百泉园林的“安乐窝”临摹下来，依其布局结构在颐和园照原样修建，赐名“邵乐窝”。

辉县百泉园林中的“安乐窝”，依山而建，临湖而居，藏风纳水的布局堪称中国风水的巅峰之作，他的设计者和使用者，是宋代大儒、易学宗师邵雍，百泉园林之所以能让乾隆流连忘返，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精通风水堪舆的邵夫子在此居住时，对它进行了一系列“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式的改造。

安乐窝

邵雍是谁？北宋时期学术界的“当红炸子鸡”，当时最有名的易学大师，对宋代理学的发展也起了奠基之功。香港著名大富豪、大慈善家邵逸夫是他的第34代孙子。宋史称赞他“高明英迈，迥出千古”，程颐、朱熹这两位后辈更是对他推崇备至。

邵雍这位学术大咖常年在百泉讲学后，从师者从各地蜂拥而来，络绎不绝，其中就有后来宋代理学的大咖程颐、程灏、周敦颐等，他们专程上苏门山，和邵雍切磋学问。

邵雍在百泉湖畔住所旁的太极书院，早在五代末期就闻名全国，教学内容以易学为主，因此选址也极为重视“天人合一”，把书院建在苏门山麓，百泉湖旁，注重大自然对学生的影响。

邵雍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他以私人创办为主，将教学和研究、图书的收藏和校对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组织。

邵雍之后，南宋的朱熹、元代的姚枢、耶律楚材先后在苏门山的太极书院讲学，百泉湖畔也成为了中原理学研究的中心。明万历年间更名百泉书院后，这里依然是隐士界的“终南山”、政治界的“中南海”、90后潮男潮女中的“三里屯”。

让百泉名声更盛的是，明末清初那个叫孙奇逢、人称夏峰先生的儒生，他和黄宗羲、李二曲一起被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在儒家专著《清儒学案》中，尊称他为“中州大儒”。

孙奇逢在百泉教学授徒、著书立说的25年，也是百泉书院大发展的25年，四方有志之士，纷至沓来。仅从《夏峰年谱》中统计，他的门人就有200人，其中不乏薛文柞、贾三槐、贾尔霖等著名学者。

更早的魏晋时期，最先隐居在苏门山百泉地区的文人，是一个叫孙登的人，连最傲慢狂放的竹林七贤都对其五体投地，阮籍在苏门山拜访孙登碰了一鼻子灰回去后，写下一篇《大人先生传》，称赞孙登是与天地共生、与大道并存的真正“大人”。

阮籍和嵇康都因为慕名孙登，而在此久住过；后世的贾岛、吴道子、苏东坡、朱熹等等文豪雅士都在这待过；此外百泉的园林中还留有唐吴道子的孔子像，宋崔白画的布袋僧真仪像、岳飞的《四屏碑》，明代叶秉敬的大草碑、唐寅的的书法小品，清代郑板桥的《雨竹图》等170余块雕刻精品。

历经几个朝代的推崇，百泉变成了一个文化地标。谁要是没去过百泉，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化圈儿的。

百泉园林

就连酷爱艺术的乾隆，来到这座书院式的园林行宫时也是颇为吃惊的，除了景观，更让他吃惊的恐怕就是河南的一个小山沟竟然有这么深的人文底蕴。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乾隆对于百泉书院的这种喜爱，也是百泉于近代消沉的一大原因。

书院被改成行宫后，讲学活动被迫停止。之前群儒在山水之间激辩、文以唱和的情形再也难觅，百泉书院也不再像活水百泉一样，源源不断地输出一批又一批儒士。

1826年，辉县知县为了振兴百泉书院，用自己的俸银在辉县城内买房百间，重建了百泉书院。

后来，移至县城里的百泉书院也逐渐荒废，1909年，下野后的袁世凯和徐世昌到辉县居住时还一同捐资对其修整过。 1930年，南阳镇平士绅彭禹庭和近代大儒梁漱溟在百泉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但一年后因中原大战被迫停办。

进入当代，仰望前辈治学精神的百泉农学院出世，成为今天河南科技学院的前身。2025年，百泉书院旧址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一个3A级旅游景区，但已难挽回没落之势。

2025年，百泉景区被媒体爆料，因为游客罕至，当年的百泉园林荒废成了放羊的地方。百泉书院从五代末年创立到清代，历时近千年，从宋代开始，又数度成为中原地区理学研究的核心，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它所承载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使命像苏门山一样万古长青，像百泉湖一样永不枯竭。

百泉之后，河南还会不会再出现一个集景观与人文于一身的中国古典园林典范，已经成了一个问题。

答案呼之欲出：

郑东新区北部，跨越一座黄河大桥，距离主城区只有不到半个小时车程的平原新区黄金地段，河南第一座中国古典园林别墅将要华丽亮相。

先看看这些实景照片能否震撼到你，是否有一股穿越史册的中国记忆扑面而来？

这些诗意建筑，均属于蓝城在各地已经建成的中式园林别墅。而宋卫平先生的中式情怀也在河南首次落地——蓝城·桃源春晓以拙政园为建筑蓝本打造中式别墅，再现中国古典园林的时光之美。

蓝城·桃源春晓中式别墅，是对中国传统“巷、院”文化的精神回归，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意境在现代别墅生活中的体现。在传统中式建筑外立面的基础上，门堂求正、廊轩求变、亭榭求趣、舟舫求巧、纹饰求韵。

除了强调建筑本身的华美，蓝城也希望赋予其更多的人文内涵，通过古典艺术和古典庭院的当代对话，为业主营造诗意生活。

三国时期的代表园林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争斗，阶级矛盾加剧，农民起义，导致汉王朝覆灭，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割据局面。此后，司马炎称帝，出现西晋王朝。西晋末年，匈奴、鲜卑等族崛起，灭了西晋政权，在北方出现五胡十六国，交战不休。公元317年，晋元帝在建康（今南京）成立新政权，是为东晋。接着，政权频繁更替为宋、齐、梁、陈；史称南朝。公元386年，北魏道武帝统一北方。接着，又被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取代，史称北朝。

由于各地战乱，朝代众多，南北对峙，历时三百六十多年，对民生固然不利，然而却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宫苑，比较分散，而有相当数量。如曹魏在邺城定都称邺都（其原城址在河南安阳北，河北临漳西），不久，建了铜爵园。以后的朝代北齐·武成帝也曾于邺城建都，改修原有的华林园为仙都苑。

在河南洛阳，则有魏明帝营造的芳林园和华林园。顺便指出，古代有同园异名和同名异园的状况，上述两处提到的华林园，为不同的园林。《宋书·礼志》载：“魏明帝时于天渊池南设流杯沟，燕群臣。”在上流放置酒杯，任其缓缓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即取饮，叫做“流觞”或“流杯。”苑园内设置曲水流觞，大约始于此时。

北魏·道武帝拓跋，原为鲜卑族，受汉族文化影响，他称帝后在云中（今山西大同附近）亦修建宫殿苑园。《魏书·太祖本纪》提到，登国六年（391年），于该地起河南宫。天兴元年（398年）起天文殿。次年又于南台之阴起鹿苑，北临长城，东包白登，西山属之，广轮数十里，凿渠，引武川之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注宫墙内外，又穿鸿雁池，作天华殿，京师十二门，西武库，太庙。由此可见，宫苑仍有较大规模，他注重引水入园，重视动物饲养，让水禽出没池沼之中，使园林富有游牧民族粗犷之特色。

孙权于秣陵建都，改其名为建康，以后各代又称之为建邺、金陵、集庆、应天、江宁、南京等名自吴始，东晋、宋、齐、梁、陈均建都于此，人称六朝。六朝时代，建邺园林有很大发展。

《宋书·礼志》提到，宫城北三里有晋之芍药园，后改名乐游苑。东晋时的一个帝王海西公·司马奕（366-371年执政），于建康钟川立流杯曲水，以请众官。曾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在其名篇《兰亭集序》中明确提到“流觞曲水”，记述了当时会稽文人一次在春天参与修禊春游时的活动。看来，那时的曲水流觞往往成为王公贵族游园时的一项时尚。

除帝王、皇族的园苑以外，达官贵人、地主富商营建的宅园逐渐兴起。东晋顾辟疆在苏州筑宅园名辟疆园，以后王献之曾往游览。该园直至唐时犹存。王珉在虎丘山下也建宅园，苏州的园林有了长足的发展。

南朝时，南京的园林尤为著名。《南朝宫苑记》提到，乐游苑处覆舟山南北，连山筑台观，苑内起正阳、林光等殿。刘宋·元嘉十一年（434年）文帝禊饮于乐游苑。元嘉二十三年，帝于华林园内筑景阳山，并于乐游苑北修玄武湖，意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后遭何尚之固谏乃止。其实,玄武湖东临崔巍的钟山，有景可借，除了在滨湖一带景区可设置少量嶙峋怪石以外，没有多大必要劳民伤财，另行搬运土石，人工堆垒大山了。大明三年（459年），孝武帝慕汉上林苑之名，于玄武湖北也建了一个上林苑。

永明五年（487年），齐武帝于孙陵岗（今南京东郊梅花山）建商飙馆，是年还建新林苑。齐·谢

《入朝曲》描述当时情景：“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山。迢递起朱楼，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此诗脍炙人口，广为流传。据《南齐书》提到，齐明帝建武三年（496年），于阅代堂起芳乐苑，石皆涂以五彩，跨池水立紫阁；并不顾节气时令限制，随心所欲，在盛暑季节，令园内种以好树美竹，未经及日便已枯萎，后竟征求民家，望树便取，毁墙拆屋以移之，朝栽暮拔，道路相继，花药杂草，亦复皆然。显然，石涂以五彩，俗不可耐，这使园林失却自然美。帝王的奢欲，倒行逆施，激起人民的义愤，没有几年，齐被灭于梁。

梁武帝改修华林园为仙都苑。天监四年（505年），在建兴里筑建兴苑。太清元年（547年）建成王游苑。昭明太子是梁武帝之子，性爱山水，喜好营建宫馆苑园。建康一带，当时的苑园还有桂林苑、别苑、芳林苑、方山苑、博望苑、娄湖苑、灵邱苑、古东园等等，不胜枚举。

应当提到，昭明太子之弟湘东王，后登帝位为梁元帝。他曾在江陵（今湖北）营建湘东苑。据《诸宫故事》记述，此苑穿池构山，长数百丈，缘岸植莲，杂以奇木，上有通波阁，跨水为之。周围有芙蓉堂、禊饮堂、隐士亭、乡射堂、连理堂、映月亭、修竹堂、临水斋；斋前有高山、石洞、潜行逶迤二百步，山上有云阳楼，楼极高峻，远近皆见之。由此可见，其苑园内的景点，始有具其文化内涵的专有名称。该园池山花木俱全，楼、阁、斋、堂、亭、桥兼备，构筑精巧，富有雅趣。所提的石洞，当为人工构筑；叠洞用于园林，可能从此时开始。

中国文人园林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由文化凝聚积淀的园林景观，清幽中见画意，细腻中见诗情，平淡中见蕴藉，变化中见新奇，可谓异彩纷呈，琳琅满目。中国园林（主要指中国古典园林）有别于世界其他园林，主要可概括为四大特点：一、本于自然，高于自然。二、建筑美与自然美的融糅。三、诗画的情趣。四、意境的涵蕴。这四大特点是中国园林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主要标志。它们的形成，一方面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合力。另一方面，从根本上来说，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以及重渐悟、重直觉感知、重综合推衍的思维方式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而其中，推动园林兴盛、园林艺术普及和提高的，乃是一大批文人直接参与园林规划的结果。他们借鉴文学、绘画的表现形式，将自身的自然观和思维方式融入到造园艺术中，赋予园林以深刻的内涵。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是中国园林风格和特色形成的主体人物。中国园林自唐代出现了诗人和画家自成一派的“文人园林”以来，经过漫长的、不间断的发展，乃至现代园林景观的布局、构景，仍与文学、绘画紧密结合，蕴涵着被誉为“无声的诗”和“立体的画”的美学基础。“文人园林”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中国园林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

文人园林产生的背景

中国古典园林起源于先秦、两汉帝王狩猎的“囿”和通神的“台”。到了魏、晋、南北朝，儒、道、佛、玄诸家争鸣，彼此阐发。思想的解放促进了艺术领域的开拓，也给予园林很大的影响，造园活动逐渐普及于民间而且升华到艺术创作的境界。这个时期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期。

东汉末，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普遍流行着消极悲观的情绪。人们深感“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因此滋长了及时行乐的思想，即使曹操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也不免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慨。魏晋时，士族集团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斗争的手段不是丰厚的赏赐就是残酷的诛杀。于是消极情绪与及时行乐的思想更是有所发展并导致了行动上的两个极端倾向：贪婪奢侈，玩世不恭。

士大夫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名士”，如“竹林七贤”，他们以纵情放荡、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反抗礼教的束缚，寻求个性的解放。其行动则表现为饮酒、服食、狂狷、崇尚隐逸和寄情山水，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流”。处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下，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游山玩水的浪漫风气。早期的山水诗文也大量涌现于文坛。寄情山水、雅好自然既然成为社会的风尚，为避免跋涉之苦、保证物质生活享受而又能长期占有大自然的山水风景，最理想的办法莫如营造“第二自然”——园林。于是，山水园林、山水风景区蓬勃发展。其中，尤其是文人、名士们所经营的园林，因直接受到时代思潮的哺育启示而茁壮成长，比较普遍，是当时造园活动的主流。当时文人的园林其规模一般都小而精，造园的手法从单纯写实到写实和写意相结合的过渡，园林与山水画、山水诗文互相启导，互相发展，是包含着老庄哲理、佛道精义、六朝风流、诗文趣味影响浸润的结果，获得了社会上的广泛赞赏，开启了后世文人园林的先河

文人园林的萌芽

隋、唐时期，园林较之魏晋南北朝更兴盛，艺术水平也大为提高。其一，隋代统一全国，修筑大运河，沟通南北经济。盛唐之世，政局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呈现为历史上空前的太平盛世。人们普遍追求园林享受。其二，兴起科举制度，广大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有了晋升的机会，他们一旦取得官僚的身分便有了优厚的俸禄和崇高的社会地位，然而却没有世袭的保证。宦海浮沉，升迁贬谪无常，共同的经历形成了共同的处世哲学。在朝为官努力做一番事业，同时也自己预留致仕罢官后的路。经营园林，便是为将来退隐林下独善其身。其三，科举取士，文人做官的比较多，园林成为他们的社会交往的场所，受到文人趣味、爱好的影响也较上代更为广泛、深刻。中唐以后，文人直接参与造园规划，凭借他们对大自然风景的深刻理解和对自然美的高度鉴赏能力来进行园林的规划，同时也把他们对人生哲理的体验、宦海浮沉的感怀融注于造园艺术中。于是文人官僚的士流园林所具有的那种清新雅致的格调得以更进一步的提高和升华，更添上一层文化的色彩，便出现了“文人园林”。文人园林乃是士流园林之更侧重于赏心悦目而寄托理想、陶冶情操、表现隐逸者，也泛指那些受到文人趣味浸润而“文人化”的园林。就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唐代园林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园林风格的发展趋向也是十分明显的，皇亲贵族、世家官僚的园林偏于豪华；而一般文人官僚的则重在清新雅致。后者似乎较多地受到社会上的称道而居于主导地位，其间的消长变化足以说明文人园林早在唐代即已呈现萌芽状态了。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庐山草堂、浣花溪草堂、辋川别业等，比较有代表性的造园文人有白居易、柳宗元、王维等。文人官僚开发园林、参与造园，通过这些实践活动而逐渐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园林观——以泉石竹树养心，借诗酒琴书怡性。这对于宋代文人园林的兴起及其风格特点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

文人园林的发展、成熟

从宋代到清代雍正年间是中国古典园林成熟时期的前期，成熟前期意味着风景式园林体系的内容和形式已经完全定型，造园艺术和技术已经基本上达到了最高的水平。在这个七百七十年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改朝换代、政治经济形势的更迭变化，园林的发展包括文人园林的发展当然也有相应的起伏波折。宏观的说，它呈现为马鞍形的两个阶段，或者说高潮：两宋是第一个高潮，明中叶到清初是第二个高潮。

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宋代已经达到了发育成熟的境地，而文化方面尤为突出。园林作为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当然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够继隋唐全盛之后而臻于成熟的境地，自有其特殊的背景。宋代，地主小农经济十分发达，庄园经济几乎绝迹。城市商业和手工业空前繁荣，资本主义因素已在封建经济内部孕育。宋代却又是一个国势羸弱的朝代，处于隋唐鼎盛之后的衰弱之始。宋王朝从建国之初的澶渊之变历靖康之难，最后南渡江左，偏安于半壁河山，以割地赔款的屈辱政策换来暂时的安定局面。一方面是城乡经济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则无论统治阶级的帝王士大夫或者是一般的庶民都始终处于国破家亡的忧患意识的困扰中。宋人的诗词中多见于此类感喟之情。这于盛唐文学中常见的杖剑远游，气吞山河的豪情和开辟异域、立功边塞的气概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社会的忧患意识固然能够激发有志之士的奋发图强、匡复河山的行动，同时也相反地导致了人们沉溺于享乐、苟且偷生的心理。而经济发达与国势羸弱的矛盾状况又成为这种心理普遍滋长的温床，终于形成了宫廷和社会的生活浮荡、侈糜和病态的繁华。园林的大量修建，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较之隋唐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城乡经济的高度发展，带动了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园林的建筑、观赏花卉和树木的栽培技术、叠石技艺的水平等大为提高，为园林的广泛兴造提供了技术的保证，也是当时园林艺术水平成熟的标志。第三，宋代重文轻武，文人的社会地位比以往任何朝代都高。科举取士制度更为完善，文官执政可说是宋代政治的特色，并成为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从另一方面刺激了文人士大夫的造园活动，民间的士流园林更进一步文化化，又促成“文人园林”的兴起。第四，宋代诗词虽然失去唐代宏放的、波澜壮阔的气度，主流转向缠绵悱恻、空灵婉约，规划设计的精致则又过之。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以绘画艺术为重的朝代，尤其是山水画受到社会上的重视已达到了最高水平，因而达到了绘画与文学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确立了独特的艺术创作和鉴赏方法对于文人园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士流园林兴盛和文人广泛参与园林规划设计，在园林中熔铸诗画意趣比之唐代就更为自觉，同时也开始重视园林意境的创造。山水画、山水园林互相渗透的密切关系，到宋代已经完全确立。

萌芽于唐代的文人园林，到宋代已成为私家造园活动中的一股新兴潮流，同时影响着皇家园林和寺观园林。宋代文人园林的风格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简远、疏朗、雅致、天然四个方面。著名的有艮岳、苏州的沧浪亭等。

两宋的园林作为成熟前期的第一个高潮阶段，总结了上代的成就，开启了后世的先河。到元代，蒙古族政权不到一百年的短暂统治，民族矛盾尖锐，明初战乱甫定，经济有待复苏，造园活动基本上处于迟滞的低潮状态。明永乐以后才逐渐进入成熟前期园林发展的第二高潮阶段。明中叶以后，元代那种自由放逸、各出心裁的写意画风又呈现灿烂光辉。文人画风靡画坛成独霸之势，并达到了绘画、诗文和书法三者的高度融合。文人、画家直接参与造园的比过去更为普遍，园林艺术的创作，相应地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变化：1.由以往的全景山水缩移摹拟的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转化为写意为主的趋向。2.景题、匾额、对联在园林中普遍使用犹如绘画中的题款，意境信息的传达得以直接借助于文学、语言而大大增加信息量。园林意境的蕴藉更为深远，园林艺术比以往更密切地融合诗文、绘画趣味从而赋予园林本身以更浓郁的诗情画意。一方面是士流园林的全面文人化而促成文人园林的大发展；另一方面，商贾由于儒商合一、附庸风雅而效法士流园林，或者本人文化不高而聘请文人为他们筹划经营，势必在市民园林的基调上著以或多或少的文人化的色彩。市井气与书卷气结合的结果冲淡了市民园林的流俗性质，从而出现文人园林风格的变体。由于此类园林的大量营造，这种变体风格又必然会成为一股社会力量而影响及于当时的民间造园艺术。这在江南地区尤为明显，明末清初的扬州园林便是文人园林风格与它的变体并行发展的典型局面。

清初，康熙帝南巡江南，深慕江南园林风物之美，归来后即聘江南文士叶洮和江南造园家张然参与畅春园的规划设计，首次把江南园林民间造园技艺引进宫廷，同时也把文人趣味渗入宫廷造园艺术，为后者注入新鲜血液，在园林的皇家气氛中平添了几分雅意清新的韵致。当时出现了一些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优秀的大型园林作品，如避暑山庄等。

文人园林的大发展无疑是促成江南园林艺术达到高峰境地的重要因素，它还影响了皇家园林和寺观园林，并且普及到全国各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成为一种造园模式。清乾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盛极而衰，中国古典园林进入成熟的后期阶段。文人园林相应地日益呈现出形式脱离内容的倾向，由早先的生动风格蜕变为僵化的模式，以往的生命活力也日益衰竭，它的四个特点亦逐渐消融于流俗，大部分徒具躯壳而丧失精神实质了。文人涉足园林也不象上一个时期那样比较结合实际，诗文中论及园林艺术的虽然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但大多是一鳞半爪，偏于描述性的心领神会，因而难免浮泛空洞，失却了上一个时期文人造园的进取、积极的富于开创性的精神。

萌芽于唐代，兴起于宋代，发展于明、清的中国文人园林对中国园林（中国古典园林）风格的产生及其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文人园林的集大成的著作有计成的《园冶》、李渔的《一家言》、文震亨的《长物志》，它们是私家园林专著中的代表作，也是文人园林自两宋发展到明末清初时期的理论总结。除此之外，陈继儒的《岩栖幽事》、林有麟的《素园石谱》等著作，也足见文人与园林关系之密切，意味着诗、画艺术浸润于园林艺术之深刻程度，从而最终形成中国的“文人园林”的传统。一般的文人即便不参与造园事宜，也普遍地关心园林、享用园林、品评园林。园林与文人的生活结下不解之缘，他们谈论园林好象谈论书、画、诗文一样，园林艺术完全确立了与书、画、诗文艺术的同等地位。

古典园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人士大夫参与造园，又把古典园林推向了更高的艺术境界，赋予其鲜明的东方特色，情景交融、诗情画意，景由文盛、文由景显、文景齐名，这在古典园林艺术的营造和审美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文人园林在艰难时世中诞生

最早有记载的中国文人私家园林的萌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庄周有个“漆园”，位于河南省归德县。我们没有关于此园的详细描述，只知道院中有一棵大槐树。庄周在树下做梦，梦见蝴蝶。从当时历史情况来看，这些文人缺少帝王那样的雄厚财力，因此无法营造大规模豪华的园林。但其园林设计主题思想与帝王园林完全不一样，园林景观是朴素自然的。在世界文明史上，真正具有自然山水审美的中国文人园林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也是从古代园林演变为古典园林的转折点。魏晋南北朝是战争灾难频繁发生的时代，王朝不断更迭，政治斗争异常残酷。仕途的纷争严酷，使士大夫文人认识到自己根本无力对抗现实社会，多是走上追随漆园高风，在老庄道家中安身，在山水花鸟的大自然中获得抚慰。高举慕远，去实现那种“与道冥一”的“天地境界”。保全生命，坚持节操，隐逸遁世，寄情于大自然的山水里。在个人住宅庭院内布置咫尺自然山水，最终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国文人园林。

隐逸田园：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和文学家，身逢乱世。林泉之隐、山水田园之乐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和感情的寄托。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了我国传统文化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山水田园诗、自然山水画、自然山水园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而陶渊明则以其生命实践构建了林泉之隐的典型形态。他在躬耕隐居生活中融自己的切身体会于诗内，平淡，自然，真诚，质朴，开创了中国田园诗的先河，其人格魅力为后人推崇。陶渊明笔下的田园之乐成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心灵家园，从《桃花源记》中便可窥见他隐逸精神的端倪。其实，真正的山水隐居还是很困难的事，个体生命在风雪交加的自然环境中是很难维持的。所以要实现切实可行的“隐居”，还是在自己居住的深宅大院内建立自然山水花园，以实现精神理想的“隐居”，个体生命依然在与群体社会交往的世界中。

借物抒情，成了文人园林审美的主导倾向

随着文人士大夫对诗词、韵律、佛事、书画的偏爱，花木山石、古玩字画逐渐与他们的生活融为一体。随着山水诗、山水画的进一步发展，园林艺术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时期构建的园林多为文人写意园，这与中唐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林泉之隐的生活一脉相承，苏轼在《灵璧张氏园亭记》中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从而道出了白居易“中隐”思想的个中真谛。明清以后，古典园林艺术进入了辉煌时期。文人、画家纷纷参与造园，很多甚至成了专业造园家。园林已成了文人士大夫心理上审美联想的结果，胸中有天地，“一室小景”却可营造出“有情有味”的氛围。诗、画、字、音律、园林等艺术形式，自然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文人墨客所津津乐道的一种生命情怀。自然山水充满了无限的生命和乐趣，它们在诗人笔下显得更富有蓬勃生机和活脱的意趣。文人墨客长期过着隐居生活，同花草树木、日月天地同宿，标榜山水林泉之趣，成了其主要精神寄托。拳石、斗水、数竿青竹，早已物化为一种审美意趣，虚虚实实，有景有情，情意盎然，这是与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需要、心理结构的变化分不开的。园不在大，不在奢，只要主题意境高雅，陋中之景亦清静。物质的享受退而清淡的园居生活促成了文人士大夫精神的升华。在此，他们完成了自由人格的定位，通过对自己既往生活的反思，获得心灵上的解脱。

中国古典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