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场所策略 城市公共景观设计策略

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解答景观场所策略这个问题的一些问题点，包括城市公共景观设计策略也一样很多人还不知道，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析分析，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如果解决了您的问题，还望您关注下本站哦，谢谢~

本文目录

1. 城市公共景观设计策略
2. 浅谈景观设计的设计策略
3. 景观城市的观点策略

城市公共景观设计策略

当前高速城市化导致了流浪者群体在城市中的大量聚集，引发了复杂的社会性问题。虽然当前城市空公共间设计在人文关怀思想的引领下已开始关注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利益诉求，但对于流浪者这一群体的关注则明显不足。通过把合理的设计策略引入城市公共景观的设计过程中，使得城市景观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媒介来展现对于流浪者群体的包容和关怀。

流浪者，通常指在当代社会中一些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生活的、且居无定所的人群。他们在城市中流浪、行乞或当苦力等临时工人，在公园、广场、天桥底、街边、废弃建筑临时过夜。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会现象，虽与文明相驳，却长期存在于历朝历代的现实社会中。尤其是随着如今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的高速扩张、户籍制度的改革加速，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却发展滞后的情况下，更多的生活无着者开始在城市集结，规模越来越大。

这个群体备受社会诟病，甚至被打上“城市疾病”的印记，而四处遭到排斥。满足城市不同群体需求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不仅是人类改造世界过程中一直追求的目标，也是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发展的高级阶段，更是体现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当前中国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已在关注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利益诉求上有所实践与改善，但对于流浪者这一群体的关注则明显不足。文章以需求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中体现对流浪者群体关怀的设计策略探讨，引发社会对流浪者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包容与关爱，引导其回归主流社会。

1流浪者群体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生存遭遇

1.1流浪者群体享有城市公共空间的权利被剥夺

2025年我国出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其他人员救助办法》被看做是对于城市社会现象治理水平的一大进步。但仍有部分城市通过推行简单的“禁讨”等制度性排斥政策来展现城市虚假的“太平盛世”景象。南方都市报2025年7月题为《又筑“笼”为哪般》的文章指出了当前如广州、深圳等城市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引入非常多的“反流浪汉”设计。其中，广州市为了防止流浪者露宿，在白云机场高速黄石南入口的高架桥桥面下安装了2000多个水泥圆锥形的物体(图1)。与此同时，出现于各国大、中城市的“防睡檐下钉”、“消防栓保护钉”“防躺座椅”等都表现出了人类社会的此类“智慧”。这些用以剥夺流浪者享有城市公共空间权利的设计，恰好与国家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的要求相违背。

其实，当前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也还是有温情的一面的。例如：在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中通常会特别为老年人及残疾人设计无障碍通行的设施；在儿童游乐场设计中也会特别关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使用需求、使用尺度及使用安全。甚至设计师还费尽心思为提升生态多样性而在拥挤的城市中为野生动物、昆虫规划出一片生态栖息净土；为鸟类迁徙提供歇脚的绿色屋顶等。但相比之下，对于城市另一弱势的群体———流浪者群体，采用的态度似乎也过于冷漠和残忍了。

1.2目前国家对流浪者群体的救助方法单一

当前中国应对流浪者问题的处理方法主要体现在物质救济手段的运用方面。 政策引导下的单一的直接物质救济手段经过实践证明，并不是总能获得很好的效果。物质的援助虽然问题针对性明确，如一顿饱饭可以解决流浪者当下的饥饿问题，一个临时床位可以让流浪者免受室外的风吹雨打，但却很可能让这个群体感受更多的“不平等”，甚至出现一部分流浪人员就算是在劝说、引导之下，仍不愿意去救济站接受救济。这种情况除了反映出流浪群体对官方救助模式的不信任（害怕被遣返回乡），也反映出了部分流浪者并不喜欢这种施舍式的救济模式。 救济所救济模式还会让普通大众认为流浪者通过“不劳而获”的方式获取社会资源，引发对流浪者更强烈的排斥心理。因而有必要对于当前的救济手段做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2城市公共景观设计实现对流浪者群体的人文关怀的可行性

在城市公共空间中进行景观设计，并在设计中引入适当的设计策略来让场地具备包容和关怀流浪者的能力逐渐被认为是对直接的物质救济手段的一种有效的补足方式。城市公共景观是通过构筑物、设施、道路、树木等实体要素构成的物质环境，提供给城市居民连接自然和开展室外活动的功能空间。而另一方面，城市公共景观所具备的社会属性让其可以触摸到人类深层的精神世界，让城市景观在特定社会矛盾面前扮演调节者的角色，这也是其可以实现关怀和包容流浪者的先决条件。

西方当代城市景观设计实践中不乏关怀及包容流浪者的优秀设计案例，如2025年美国丹佛市把一个被流浪者占据的破败的城市的中心绿地改造成为高品质的城市休闲绿地公园（EDDIEMAESTAS公园），设计师通过巧妙设计使得公园在投入运行后普通的城市大众可以和流浪者和谐的分享公园；美国奥特兰大流浪者庇护区屋顶的公共种植园尝试在公共空间中给流浪者提供部分生活必须品；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景观系课程实验项目———OLDHAM铁道公园改造，也基于一系列调研数据提出了多条可应用于帮助城市公共景观更好包容与引导流浪者的策略。这些成功的实践和大胆的尝试，都说明通过在城市公共景观设计中引入合理的设计策略是可以实现对流浪者这个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目标。

3城市公共景观设计中对流浪者群体人性关怀的基本策略

美国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Maslow）认为：动机是由多种不同层级与性质的需求所组合而成的，而每个层级的需求与满足的程度，其决定个体的人格发展境界。需求层级理论将人的需求划分为5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社会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理论是可应用于每一个人的， 城市公共景观设计中实现对流浪者群体的人文关怀目标也应该从满足该群体对这5个层级需求的角度出发。

3.1“可食用景观”策略

3.1.1引导流浪者参与城市农业景观建设城市农业景观（URBANFARMINGLANDSCAPE）作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潜在地塑造我们未来城市生活质量和展现我们的新生存方式。目前，通过给流浪者提供城市农业的相关培训和启动资金来鼓励他们开垦城市花园（菜园）已经在很多流浪者资助项目中运用。这方面的案例有奥特兰大有机植物种植园（AtlantaPlantOrganicGarden），为当地慈善协会筹备的流浪者资助项目的一个子项目，该项目旨在公共空间中提供满足流浪者自给自足的种植景观。

3.1.2设计与建设城市觅食型景观谢菲尔德大学实验性项目———OLDHAM铁路公园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向，其设计基于场地原有的特点，引入“城市觅食（URBANFORAGING）”景观（图2）概念。“城市觅食”是目前西方国家很流行的一种通过在城市中寻找野生可食用植物来满足城市人猎奇心理的采摘活动。可食用景观策略设计景观,不仅可以为普通的城市居民提供多样化的生活材料,也可以为流浪者提供蔬菜水果类临时裹腹食物，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流浪者的基础性饮食需求。同时这一策略也让原先由救济中心、福利机构的直接提供救济食物的模式变成让流浪汉自己通过努力来获取所需食物的方式，这可以避免长期直接提供食物而容易形成的“养懒汉”情况。 那些不好意思或者不愿意主动接受他人救济的流浪者也将更能接受这种方式。所以这是一种在公共空间设计中一举多得的设计策略。

3.2强化城市公共景观中设施的细节设计策略

要实现城市公共景观设计中体现对流浪者的关怀，细节是其试金石。曼彻斯特市委会智库对曼城地区的社会调查数据显示，当地流浪群体除了食物的需求，流浪者还对干净的水源、休息的设施及钟表设备有比较强烈的需求。因而需确保设计过程中在公共景观中安装了饮水、洗净装置和室外钟设施，同时在场地中安置了足够数量的休息桌椅。有的座椅设施经过人性化的改造设计后，甚至具备了临时庇护所的功能（如图3）。同时，EDDIEMAESTAS公园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了让公园设施能够更加耐久，避免在设计选材中选择木材等可能会被应用为生活取暖的材料。图3加拿大某公园带有人文关怀的座椅设计

3.3合理的空间设计策略

安全性和舒适性是营造充满人文关怀的景观空间的前提条件。安全问题是公众对于公共空间最在意的问题之一，只有在确保不会在使用场地过程中受到伤害或者惊吓，使用者才能放松心态，感到舒适。虽然流浪者本身并不会给普通大众造成直接的安全隐患，但在人们潜意识中对于流浪汉的聚集总会有不放心感。从设计角度来讲，良好的路线规划和空间设计是保证安全的首要条件。 设计时要避免出现断头路、幽闭的林间小路和远离公共集散区的僻静路径；空间设计中避免形成安全死角，减少出现封闭空间，让游览者保持良好的视野范围。除了设计的措施的应用，相应的公园管理措施如每天定时的巡逻和设置夜间闭园的方式也能给使用者提供安全感。上述策略可以缓解人们对于空间潜在危险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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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景观设计的设计策略

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将在人类可持续的国际行动中发挥作用，也只有从生存艺术出发，才能回到人与土地的真实联系，在国际化的时代里找回民族的文化身份和地域性，也才能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现在是我们像大禹那样行动起来的时候了!

第一个策略就是恢复景观设计学作为一门“生存的艺术”的作用

如果景观设计学将自己定位为保卫人类安全的利器，重建人、地、精神之间的关系的纽带，那么景观设计学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起源。景观设计学应定位成“生存的艺术”、具有大禹一样的治水能力的艺术、大地景观规划设计，而不应被定位成一门娱乐性质的造园艺术。

“不要和我们谈论你们的花园。不要问我们关于你家那该死的玫瑰花的任何问题。我们将要告诉你的是事关生存的问题。”这是麦克哈格50年前说的话，今天这句话依然正确。

回想三年前发生的印度洋大海啸和两年前发生的新奥尔良的卡特里那飓风，触目惊心的现实告诉我们，我们仍然需要“生存的艺术”。不管是5000年前的黄河流域，还是现在的美国——在这个最为发达的国度里，人们面对强大的自然力依然无助。故此景观设计学应该重拾自己作为一门“生存的艺术”的作用。

但是目前这门“生存的艺术”却在被单一目的的工程所替代、并在装饰性的城市和花园中沦落了。

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黄河泛滥区修建这座城市(山东菏泽)，那时的城市里，水网密布，有近一半的面积是水塘，水涝可以友善地被包涵在这个城市里。但是渐渐的，我们的城市设计师、我们的城市规划师却忘记了这些。于是今天这个城市完全变成了工程化的景观，水塘被填区，稍有大雨，水涝成灾。为此，我们现在不得不忍受自然力带给我们的种种惩罚。

第二个策略就是我们必须立足乡土，重归可信的人地关系

说到乡土，我指的是每天大部分人能够接触到的平凡事物，我反对盲目的豪华和异国情调。要重建文化归属感和精神联系，我们就必须重视普通人的生活需求，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珍视对于脚下的土地而言是可信的、真实的普通事物。土地本身就有自己独特的美。

中国从第一个皇家园林开始，异国风情和奇异空洞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园林中，而这些事物与周围真实的环境以及普通人的生活氛围大相径庭，当然这种“移植”的现象同样普遍存在于其它国家的园林中。

席卷中国的“城市美化运动”起源于美国，但其实中国也有自己的“城市美化”传统，这场城市美化运动不过是中国园林和贵族式的收珍猎奇癖好的延续罢了，宋徽宗当年大搞“花石纲”，结果葬送了中原大地，慈禧太后大建颐和园，结果同样导致了大清领地的丧失。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城市在寻找无意义的风格，无意义的形式以及奇幻的异国情调中迷失了方向。

现在到了景观设计学重归可信的人地关系、重拾在处理旱涝、滑坡、土地耕作、食物生产方面的种种技术和艺术，以及重建文化身份、精神信仰的时候了。

所以我们必须重归土地、真正的土地，重归真正的景观。

第三个策略，“反规划”途径

将景观作为城市发展的基底，景观是我们城市发展的生态基础。

在应对时下出现的种种问题时，景观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呢?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迅速而势不可挡，传统规划模式的种种弊端越发明显，于是，“反规划”的模式出现了。何谓“反规划”呢?“反规划”的意思就是：在城市空间发展计划制定之前，就必须通过识别、和建立景观安全格局或生态基础设施，来定义城市的空间发展格局。景观基底在保障生态安全、保护给予我们文化身份和精神寄托的文化遗产方面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传统城市发展模式不考虑生态基础设施。这种扩张模式正肆虐在我们的国土上，事实上我们应该把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颠倒过来。在中国未来，每个城市都将扩大三倍以上。所以我们必须在城市扩张之前就构建起生态的、文化的、精神的基底。

在我们对台州的规划里，城市发展将在生态基础设施这个限制性的钢性结构上进行。宏观尺度上来讲，我们要通过建立区域生态基础设施来定义总体的城市景观格局，即在什么地方进行“不建设”。中观尺度上来讲，我们因该明确生态基础设施的具体位置、控制范围等内容，即确定如何进行“不建设”。微观尺度上来讲，我们应该通过更为详细的景观设计，使生态基础设施的'服务功能深入城市机体的内部，我们的后院也能因此受益，你甚至可以在自家的院子里见到从山里面下来闲游的小狐狸。与此同时，洪水、暴雨也可以从容地从你家的后院汇集到地表水网中，再从地表水网进入整个生态网络。这就是有关生态基础设施的想法。

我们分析了海潮淹没情况，由此制定出的防洪安全格局。不管怎么样洪水都会发生，为什么我们不给洪水提供一块任容其泛滥的场地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为生物提供安全的迁徙繁衍通道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建立一个文化遗产网络呢?在这个文化遗产网络上，人的精神找到了可信的寄托。 我们还可以建立一个安全的游憩格局，让我们的后代能自由地行走在绿色的土地上。所有这些都必须先于城市空间扩张计划建立起来，所以这种方法就叫做“反规划”。

我们把景观安全格局叠加起来，就得到了这张生态基础设施综合成果图。生态基础设施区域以外的地方是为城市扩张预留的，你可以在这些预留的区域里面修房子、搞建设。我们有了生态基础设施这张“底”，那么城市扩张就能依“底”画“图”了，这个画“图”过程将是有章可循的城市开发建设过程。

通过“反规划”，整个城市的规划建设程序都应该倒过来，只有这样，才能再造我们的秀美河川，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与大地母亲的精神联系。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策略：把景观作为城市发展的基底。

面对新时代工业化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以及世界的景观设计学急需转变。在重建新的桃花源的过程中，是这个专业站出来发挥其应有作用的时候了。为了扮演好这个神圣的角色，景观设计学必须恢复自己作为一门“生存的艺术”的作用，而不仅仅是造园艺术;必须珍视乡土，关注普通人的需要;必须通过建立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和框限势不可挡的城市扩张，这样景观作为一个界面，作为天地、人、精神之间的纽带被建立了起来

景观城市的观点策略

“景观既是表现城市的透镜，又是建设城市的载体，景观取代建筑成为当今城市的基本要素。”这段由景观都市主义的创造者，查尔斯·沃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给出的景观都市主义的核心思想至少包含两层含义： 以景观作为视角能更好地理解和表述当今城市的发展与演变过程，更好地协调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 景观作为载体介入城市的结构，成为重新组织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

2.1景观视角

为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建筑师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在试图寻找建筑的动态特质。他们采用各种方法来探索建筑连续的可变性、不确定性和暂时性，甚至不惜将外在的“运动性”强加于建筑之上，以求随外力的变化而变化（图2）。然而这些在建筑物静态载体之外的力量影响下所产生的“运动性”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毕竟不是建筑形体本身。此外建筑师还用程序化的横向规划和事件空间等手法，试图将不确定性和暂时性引入到建筑形体之中，同样这些只是建筑的使用特性而不是建筑本性。相反，景观却能为城市发展提供一个高度结构化且具有层叠性（多功能性）、无等级性（开放性、无中心、可蔓延）、弹性（可塑性）和不确定性（暂时性）的模式。

2.1.1城市也是生态体系

“城市和基础设施正如森林和河流一样生态”。景观都市主义应用生态学和自然过程的知识来阐述复杂的城市化过程。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指出：地球上的所有因子都存在于相互依存和互动的生态系统之中，它们瞬息万变且充满暂时性；同时系统中各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无法用线型的、机械的等级式模型全面解释；其次个体因子在广泛范围内的活动能起到累积和叠加作用，从而逐步改变一个环境的形态。因此城市不会定格在某一特定阶段，而是存在于全方位的动态过程之中，任何一种空间形态都是暂时的。那些最初被误认为随意、凌乱、互不相干或难以理解的情形也许正包含了一个特殊几何形体或空间上的秩序。景观都市主义正是以这种新的生态和技术为支撑的城市设计理论。

2.1.2城市化是一种历时过程

当今城市的资源分配、市场化、全球化、环境等问题对城市发展格局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城市自身形式的影响，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建筑的形式、空间形态和功能组织。现代主义有关新的物体结构形式能够产生新的城市形态的说法已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归其原因，就是它要把动态的城市过程强行地放在一个固定而僵硬的空间结构和功能分区之中，而这种结构和功能分区既不能“汇”(Facilitates)也不能“编”(Organizes)穿越其间动态的事件与过程。

相反，景观都市主义认为城市化是一种“历时过程”（Processes Over Time），城市形态的形成是长时间演化的结果，因此影响城市发展的重点不是城市的空间形态或表面特征，而是动态的“过程”——事物是如何在时空中运作的。景观都市主义这种“历时过程”的理论更接近当今复杂而多变的城市特征，并与城市化进程相吻合，从而能更真实地描述城市的发展与演变过程。正如斯坦·艾伦(Stan A11en)所说：“景观不仅是当今城市化的模式，更是一个能够很好地体现城市化过程的模式。”

2.2景观载体

在景观都市主义理论体系中，景观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极大扩充和发展，它不仅仅是审美的表象，而是城市多功能的载体，并以加厚的地面、可再生的景观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的战略框架形式介入城市结构。

2.2.1加厚的地面

城市是由自然力在地表作用加剧“隆起”而形成，是自然过程的混凝土表现形式。景观都市主义把大地上所有存在的物体（自然的或人造的）及其状态和空间的视觉总和阅读为延续蔓延的景观。这里景观不仅仅是绿色的景物或自然空间，更是连续的地表结构，一种“加厚的地面(Thickened Ground)”。作为一种能行使功能的层叠式结构，“加厚的地面”能够“汇”、“编”穿越其间动态的事件与过程，并能最大限度为它们提供联络、互动、交换、聚散、混合和相互融入的可能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种整体景观形态：

2.2.1.1多维空间形态整合

“ （城市设计）的重点应按照连续的景观形态来设计，而不是（强调）孤立的建筑形式； 迫切需要将一些超大型的公共设施，如购物中心、停车场、办公园区转变成景观形态”。作为对建筑理论及历史学家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的响应，地形学派（Typologies）建筑师的代表，英国外国建筑师事务(FOA)在2025年完成的55000 m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Meydan商业中心，就是建筑与场域整体景观形态整合较为成功的一个案例。从三维立体多层面的视角出发，由于充分强调利用地形地貌等城市自然形态，该项目中的建筑物的形体不再突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与周边城市地表相联系的延续的公共空间。游人不仅可以经中心广场便捷地去向地下停车场、地上商店甚至屋顶花园；同时，由于建筑屋顶多处与周边的街道相连，游人还可以通过屋顶的步道走向城市的四面八方。Meydan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业广场，因为它提供游人的不仅是购物体验，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中转站（Exchange Hub）。这里“加厚的地面”所代表的是一个整合了购物、娱乐、休闲，甚至交通功能的多维系统复合叠加的景观场域，不仅节约了土地，更充分体现了“地方感”和“场所精神”（图 3）。

2.2.1.2多层面、立体化的城市空间体系

随着城市的发展与城市中心用地的短缺，多层面空间立体化设计必将成为未来发展方向，并将促成传统城市由水平式横向发展向立体化发展的转变：即地表空间、地上空间、地下空间的综合开发利用及多层面道路交通系统等。为此，“加厚的地面”所代表的整体景观形态整合模式为解决由于人口和功能的高度集聚而产生的交通问题及对公共空间的大量需求，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库哈斯和他的OMA团队2025年完成的巴黎市中心（Les Halles）集市改造工程竞赛，就是这方面颇有代表性的案例。正如冰山并非自上而下堆积形成，而是由水下的冰块拱出水面而形成的那样，库哈斯希望地下商业建筑也能够拱出地面。在地面上兴建花园，而它同时又为地下的商业中心服务，通过基础设施，如走道、出入口等将花园延伸到地下，这样就使得地面的花园和地下的商业区之间形成很好的联系（图4）。这个设计的整体思路就是景观必须介入城市的结构，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统筹安排各种功能设施，强调开发项目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环境的协调性，通过要把地上的和地下的、园林的和建筑的、历史的和现代的等各种层面上的元素叠加在一起，综合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景观形态（图5）。

为保证“中国式密度”的发展模式，城市三维多层面空间立体化的景观形态同样是中国城市结构形态发展的大趋势。由英国Groundlab中标的11.8 km深圳龙岗中心城市设计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从龙岗大桥到龙岗广场，通过地下空间开发与河道规划相结合，向我们展示一个包含公共活动，地下出入口以及CBD停车设施在内的交通系统和层叠式的城市公共领域，一个连续而完整的“加厚的地面”（图6）。

由此可见，景观作为一种能容纳和安排各种复杂城市活动的组织结构既是自然过程，又是人文过程的载体，并能为两者提供相互融入和交换的界面。正如澳大利亚景观设计师Richard Weller所言：“景观本身就是一种载体，所有生态交替都要从它上面穿过，它是基础设施的未来。”

2.2.2景观基础设施

一谈到基础设施，人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市政基础设施，即灰色基础设施（Grey Infrastructure），传统意义上它被定义为“由道路、桥梁、铁路以及其它确保工业化经济正常运作所必须的公共设施所组成的网络”（图7）。通常这些基础设施多为专项投资且数额巨大（报道称，2025年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了2万亿元，较2025年增长了80%）。 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一个普遍现象却是基础设施在满足高标准的技术要求的同时，正变得越来越标准化。它们往往是单一功能的设计（以工程化的设计来保证这些系统在特定时间内可以最高效地完成某个单一目的）：如道路都是单一功能导向的为机器—汽车在设计；河道则以防洪为单一目的，被裁弯取直和渠化。人们仅仅考虑它们技术方面的要求，忽略了城市基础设施还应具有的社会、审美及生态方面的功能，这种单一效益的思维和操作方法严重影响了基础设施对城市生活的整体贡献。

近些年来，欧美许多国家经过对城市重新审视后发现，基础设施是一种能够对城市建设产生积极影响，却未被充分开发的资源。它应该象传统的公园和广场一样具有公共空间的特征。为此我们需要改变当下以专项工程、单一功能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公路、桥梁、下水道、水管线路、通讯电缆及其它必要的“灰色基础设施”与生态廊道、绿色通道、河道网络，以及公园绿地等属于“生态基础设施”领域对象的协同整合和统筹建设，形成一种更有效、更经济和更具持续性的优化状态—景观基础设施。这样的基础设施不再只满足于现代主义的简化原则，而是表达出一种更高层次的综合性和复杂性，更多元地接近当代社会和环境的多样化，从而用最少的用地达到最大的社会经济需求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要求。在景观都市主义的体系中，基础设施不再是一个高性能平庸的城市机器，而是一种能使钢筋混凝土的城市自由呼吸，一个有生命的多功能的人造有机体系（图8、9）。

2.2.3城市发展的战略框架

景观都市主义用多功能的景观基础设施系统和网络作为城市形态生成、发展和演变的基本战略框架。库哈斯是运用此策略的第一位建筑师。1987年OMA团队在法国小镇Melun-Senart竞赛作品中，首次展示了城市发展策略由建筑向景观转移的过程。该项目颠覆了传统城市规划中物体与地面、建筑与开放空间的关系，设计师的注意力不再是在规划和安排建筑上，而是在布置“空”（非建设用地）地上。一个中国元素的介入成为本次设计的出发点：从平面上看，整个设计框架如同中国书法，而框架之间的“空”地被作为“岛屿”（斑块）（图10）。同时这个框架不是设计师的凭空想象，而是来自于对基地现状、动植物的栖息地、历史遗迹、生态廊道、现有基础设施以及新的规划项目的认真调查研究后得出的（图11）。这种群岛模式确保了每个岛的自主与完整性，只要未来这个“空”的框架被维持和保留，人们就可以在岛上安排任何项目。 来自政治、文化、财政方面的不确定性对未来城市建设的压力将会被这个极具弹性的框架和其间的“空”地所缓解。

从这个案例不难看出，景观基础设施网络为城市形态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基底。这种可塑性的弹性体系取代了现代主义刚性的形式与结构，成为一种组织城市空间形态的新途径。通过为今后土地使用预备景观基础设施的网络，可以用来满足未来城市发展多样的可能性和灵活性的要求。

2.3景观-城市

库哈斯在描述他眼中的美国亚特兰大时这样写道：“亚特兰大不具有传统城市的特征，它密度不高，而且分散，人口也不多，是由一些小块区域和超级组团组合而成。它给人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植被和基础设施：森林与道路。亚特兰大不是一座城市，它是一种景观”。

库哈斯所说的这种景观化的城市形态是城市发展的第三种模式。回顾城市的发展历史，第一种模式出现在新石器的农业时代，其形式是狭小的格局，城市中心的周边被防御设施所包围；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核状的限制性结构被打破，城市由中心向外扩散，取而代之的是较为宽松的第二种模式，这种城市模式强调几何形体，如用方格网、轴线以及放射线来组织城市网络。然而随着城市无休止地向外蔓延，这样的城市模式必然会带来中心与边缘、市区与郊区、内部与外部的差别与矛盾。城市发展的第三种形式是后工业时代的有机模式，一个更开放、紧凑、小规模的社区组成的多中心城市。塞德里克·普赖斯(Cedric Price)用蛋的三种做法（煮、煎、炒）来形容上述三种城市模式（图 12）。景观化的城市是由第三种被形容为炒蛋的城市模式发展而来：原本在中心的蛋黄被分散到周边，这些相对独立单元（居住、办公、商业、休闲等服务实施）可以被看成生态组团（斑块），通过景观基础设施（廊道）的连接，彼此形成一个大公园（图 13）。这里“公园”不仅仅意味着休闲，而是在更广泛的层面被理解为能行使城市功能的“公园”，即景观化的城市（City= Park）。这种基于生态规划原理，“有厚度的、由积聚的斑块和层叠的系统构成的有生命的”场域状态就是景观城市(Scapecity)。

或许是受到意大利颇具远见的建筑师安德里亚·布兰兹（Andrea Branzi）以农业为载体的“弱城市化”（Weak Urbanization）的影响；或许是对19世纪末霍华德“田园城市”的怀念，由国际知名公司Aurp规划的80 km廊坊万庄，就是以丰产景观为载体的农业生态城。除了具有生态城市诸多功能之外，从城市形态上它充分体现了库哈斯有关城市与乡村、人工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消除而形成无边界城市，所谓城乡一体化的无界限景观，以及霍华德有关为农业生产储备大量的土地资源，就近种植农产品供应周边城市和社区的“田园城市”的形式与格局（图 14、15）。同时，通过应用多维协同整合的景观基础设施作为城市形态生成和演变的基本框架（图 16），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一个能够将城市功能与基础设施相结合的层叠而开放的网络格局，并以此形成自然生态体系与地域文化融为一体的地域景观。因此廊坊万庄这座景观城市不仅是对霍华德“田园城市”的传承，更是它的现代升级版（图 17）。

城市发展不是建筑的放大或道路的延伸。在当今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尺度和速度进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已被证明是浪费的、仓促的和缺乏可塑性和适应性的。当城市被阅读为一种以景观为载体的生态体系；而景观基础设施成为城市发展的框架，这就为我们系统地理解和规划处于动态过程中的城市提供了新的模式。从单一转向多元；从个体转向场域；从至上而下（Top Down）转向自下而上（Bottom Up/反规划？）；从个封闭的形式转向开放的网络，从城市与自然互为二元的对立面转向“人工中孕育着自然”（城市化的景观）和“自然中蕴含着人工”（景观化的城市）的复合型城市形态，景观城市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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