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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十大建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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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梁画栋,亭台楼阁,多姿多彩的建筑,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气度。而创造这些建筑的设计师、建筑师,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却罕见记载,他们的名字随着建筑的消失演没于历史的尘埃中。

土木工匠始祖鲁班
姓公输,名般。又称公输子、公输盘、班输、鲁般。鲁国人(都城山东曲阜,故里山东州),“般”和“班”同音,古时通用,故人们常称他为鲁班。大约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卒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里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鲁班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出色的发明家,两千多年以来,他的名字和有关他的故事,一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我国的土木工匠们都尊称他为祖师。
隋代著名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大师宇文恺

宇文恺(555年~612年),姓宇文,名恺,字安乐,祖上是鲜卑人。朔方夏州(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境内),后徒居长安。出生于长安城(今西安市西北部)。出身于武将功臣世家。宇文恺是中国隋代著名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大师。自幼博览群书,精熟历代典章制度和多种工艺技能。长期担任隋朝主管建造方面的官员,官至工部尚书。主持建造许多大型建筑,尤其是主持建造隋朝新都大兴城和东都洛阳城,为以后各代都城建设树立了样板,展示了宇文恺高超的建筑技艺和卓越的设计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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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造桥匠师李春

李春是隋代的一位普通工匠,由于史书缺乏记载,他的生平、籍贯及生卒年月已无法得知。隋开皇十五年至大业初(595~605)建造赵州桥(安济桥)。李春是我国隋代著名的桥梁工匠,他建造了举世闻名的赵州桥,开创了我国桥梁建造的崭新局面,为我国桥梁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仅能根据唐代中书令张嘉贞为赵州桥所写的“铭文”中有:“赵郡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我们方知道是李春建造了这座有名的大石桥。李春的名字和这座现存世界上最早的石拱桥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无法查考其更多的生平。其价值并不在于是否世界第一,更重要的这是建筑与科学、建筑与审美、建筑与文化结合的典范作品。
建筑宗师李诫
李诫(公元?—1110年)字明仲,郑州管城(今河南新郑)人。北宋著名土木建筑师。很早就做了曹州济阴县县尉。哲宗元右七年(1092年)被调到东京任将作监主薄。营建了不少宫廷建筑。精巧华丽者如五王邸、朱雀门、太庙等;规模宏大者如辟雍、尚书省、开封府廨等。政府决定编写一部建筑工程施工和标准化的法典,于是李诫受哲宗之命开始编着《营造法式》,总结前人成果,吸取工匠技艺,应用自己实践,于元符三年(1100年)定稿。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由政府颁行全国。李诫博学多艺,然大部分精力用在治学著书方面。《营造法式》是我国古代壹部最全面最科学的建筑手册,也是世界最早最完备的建筑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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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道教建筑师张志纯
张志纯(公元1220—1316年),字布山,号天倪子,又号布金山人,有张炼师之称。泰安州埠上保(今肥城市张家安村)人。元代著名道人。张志纯,山河自然风光之中最成功的建筑杰作之一是泰山南天门。南天门也是这位学医出身的全真教道士最出名的作品。他在二三十年间,新建和重新建设了泰山上下数十座建筑群。如朝元观、玉女祠、高里山神祠、会真宫等等。他的建筑特色是建筑与环境、雕塑与建筑的协调统壹。他的生平和建筑实践简略记载于元代文学家杜仁杰和徐志隆的文章中。

元代城市规划专家刘秉忠
刘秉忠(公元1216—1274年),中国元代政治家,作家,城市规划专家。字仲晦,原名侃。邢州(今河北邢台)人。曾弃吏为僧,法名子聪。入仕后始更名秉忠,字仲晦,自号藏春散人。元世祖忽必烈对他言无不听,宠任益隆,曾经位至三公,官居太保。先世瑞州(治所在今江西高安县)人,世代仕辽,后移居邢州(今河北邢台市)。元大都的设计者,元朝典章制度的建立者。尽管北京的建城历史很早,今天北京的城市基础是却他打下的。刘秉忠于1264年建完了元朝上都后,因燕京是辽金旧都,形势冲要,建议定都于燕,被忽必烈采纳,改称中都。刘在大兴府东北筑宫城建宗庙,在宫城北面设立了一个中心台,作为测定全城方位的中心点,以此确定全城的中轴线。中都气势恢弘,整齐划一,道路宽阔,分区合理,1271年改名大都。当时的名人徐世隆高度赞扬了他的功绩:相宅卜宫,两都并雄,公于是时,周之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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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香山帮匠人鼻祖蒯祥
蒯[kuai]祥(1398年-1481年),字廷瑞,号香山,中国明代吴县香山(今江苏苏州婿口)人,知名建筑工匠,香山帮匠人的鼻祖。原来是名木匠,以工艺精巧卓绝著称,有“蒯鲁班”之称号,后任工部侍郎,永乐十五年(1417),负责建造北京宫殿。负责建造的主要工程有北京皇宫(1417)、皇宫前三殿、长陵(1413)、献陵(1425)、裕陵(1464),北京西苑(今北海、中海、南海)殿宇(1460)、隆福寺(1452)等。还负责设计和组织施工作为宫廷正门的承天门(即今之天安门)。这项工程在蒯祥运筹下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竣工,其城楼形状与今日大致相仿,但规模较小,这就是最早的天安门,原名“承天门”,受到文武百官称赞,永乐皇帝龙颜大悦,称他为“蒯鲁班”。后来,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遭受火灾,正统年间(1436-14490他又负责主持重建。就是现在的故宫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
天顺末年(约1464),他还规划建造过英宗的陵墓裕陵(明十三陵之一)。

明末,天安门又被焚毁。1651年,重建33.7米,广9间,深5间的这座天安门,即我们今天所见的天安门。
清代建筑匠师梁九
梁九,中国清代建筑匠师。顺天府(今北京市)人。生于明代天启年间,卒年不详。梁九曾拜冯巧为师。冯巧是明末著名的工匠,技艺精湛,曾任职于工部,多次负责宫殿营造事务。冯巧死后,梁九接替他到工部任职。清代初年宫廷内的重要建筑工程都由梁九负责营造。康熙三十四年(1695)紫禁城内主要殿堂──太和殿焚毁,由梁九主持重建。动工以前,他按十分之一的比例制作了太和殿的木模型,其形制、构造、装修一如实物,据之以施工,当时被誉为绝技。他重建的太和殿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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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雷”始祖雷发达
“样式雷”,是对清代200多年间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雷姓世家的誉称。中国清代宫廷建筑匠师家族:雷发达,雷金玉,雷家玺,雷家玮,雷家瑞,雷廷昌等。在十七世纪末年,一个南方匠人雷发达来北京参加营造宫殿的工作。因为技术高超,很快就被提升担任设计工作。从他起一共七代直到清朝末年,主要的皇室建筑如宫殿、皇陵、圆明园、颐和园等都是雷氏负责的。这个世袭的建筑师家族被称为“样式雷”家族。清朝朝廷样式房掌案雷氏(样子雷)作为数百年皇家建筑的主持者,世代相传,是清朝一大批宫殿园林陵墓的设计者。因为雷氏后裔1930年前后把图书数据和按比例制作的腊样,卖给了中法大学等单位,所以现在还有不少的保存。在故宫博物院藏图中有珍贵的《圆明、绮春、长春三园地盘河道全图》,就是式样雷家族杰作。

我国史载官方建筑师沈琪
沈琪(1871—1930)字慕韩、穆涵、谷涵,天津静海岳家园村人。沈出生寒门,幼年丧父。青年时,入北洋武备学堂,攻读铁路工程专业。他是见于记载的中国第一位官方建筑师。据中国第一档案馆档案记载,他以建设委员身份“绘具房图”的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反映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建筑设计和营造施工水平的高超建筑。这东西两组建筑,是在和亲王府基础上的巴洛克式砖木结构楼房,于1906年由中国营造厂施工。后来,这里成为近代史风云变幻的舞台,现在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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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大师都有那些勒
1.伊安·麦克哈格英国著名园林设计师、规划师和教育家,宾西法尼亚大学研究生院风景园林设计及区域规划系创始人及系主任。他的《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1969)建立了当时景观规划的准则,标志着景观规划设计专业勇敢地承担起后工业时代重大的人类整体生态环境规划设计的重任,使景观规划设计专业在Olmsted奠定的基础上又大大扩展了活动空间。在园林景观设计方面,麦克哈格扩展了这门学科的范围,并将它提升到科学的高度,从此,园林景观设计开始向包含多门综合性学科的方向发展。由于他出色的设计和对园林事业的巨大贡献,他一生中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包括1990年由乔治.布什总统颁发的全美艺术奖章和最近刚刚获得的享有盛誉的日本城市设计奖。2.户田芳树户田芳树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景观设计师,他的设计理念是“看”、“体验”、“描述”,作品中充满了流畅的曲线、大面积的缓坡草坪、通畅简捷的空间、散置的构筑物、蜿蜒的小溪流水以及似水墨画般的水中倒影。这些作品在表现“自然的再现”、“自然的体验”的同时,更注重对“自然的描述”。3丹.凯利丹.凯利曾与许多著名建筑设计师合作过,如路易斯.康、埃罗.沙里宁、凯文.罗奇、贝聿铭、菲利普.约翰逊等.凯利的优秀作品给他带来了诸多荣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于1997年获得了美国总统颁发的国家艺术勋章,是美国首位获得该荣誉的园林设计师。主要作品米勒庄园/喷泉广场/达利中心大道步行街/亨摩尔雕塑公园/奥克兰展览馆室外公园/国家银行广场/金氏庄园/京都中心区规划/库氏住宅美国空军学院/洛克菲勒大学/阔宁河滨世纪公园/达拉斯艺术馆/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广场/福特中心大楼中庭/芝加哥湖滨码头公园/罗切斯特工学院/独立大楼第三街区/杜勒斯机场/芝加哥艺术学院南园/华盛顿第十大街环岛/约翰·肯尼迪纪念馆/格雷戈里住宅/国家艺术馆/考瑞尔农庄/标准查特瑞德银行中庭豪氏庄园/图温农场/AG总部大楼花园/乐氏之家/福克斯私家花园/哥伦布环岛/凯茨广场/杜氏大院4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景观设计学的奠基人,是美国最重要的公园设计者。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其与合伙人沃克(Calvert Vaux)(1824-1895)在100多年前共同设计的位于纽约市的中央公园(1858-1876)。这一事件既开了现代景观设计学之先河,更为重要的是,她标志着普通人生活景观的到来,美国的现代景观设计从中央公园起,就已不再是少数人所赏玩的奢侈品,而是普通公众身心愉悦的空间。他对结合考虑周围自然和公园的城市和社区建设方式将对现代景观设计继续产生重要影响。他是美国城市美化运动原则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也是向美国景观引进郊外发展想法的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奥姆斯特德的理沦和实践活动推动了美国自然风景园运动的发展。5 A. J. Dawning美国近现代景观园林的风格创造者、美国景观园林的鼻祖,华盛顿林荫大道设计者。19世纪中叶为美国创造了景观园林艺术,他坚持简洁、自然、永恒的自然主义的风格,成为这一流派的伟大代表;他的理论和实践对国家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美国景观园林的鼻祖。◆大理石拱门——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尽头的一座巨大的大理石拱门,它被作为林荫道的入口,另一座位于国会大厦的那端。◆总统公园或大道——位于行政大楼后,是一个用作军事演习和节日庆典的地方。◆纪念公园——以仍未完成的华盛顿纪念碑为中心而建,这个地区将被植上美国本地的树种。◆常青公园——一座有着所有可以在华盛顿地区生长的常青树种的公园,可以在萧瑟寒冷的冬季和早春时日给国会大厦带来一些颜色和生气。◆史密森公园——普通树种和常青树在这里被精心栽种,用来为城堡增光添彩。◆喷泉公园——在美国植物园的温室外面建起来的一个人工湖和喷泉。
历朝历代国学大师有哪些人
一.汉代国学大师
1.司马迁: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创始人

司马迁(前145-前86),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史学家,出身累世史官之家,20岁时开始游历祖国各地,考察了许多历史古迹,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为以后《史记》的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为西汉太史令,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撰写《史记》。其著史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当他撰写《史记》时,天汉二年,因替李陵辩护,被处以腐刑。他忍受屈辱,在狱中发奋著述,终于完成了不朽著作《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卷。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结构周详的纪传体通史著作。他所创造的纪传体史书体裁,成为此后2000年编写历代正史的典范。其书内容广泛,略远详近,除了记述政治、军事、经济等外,还涉及天文、历法、礼乐、地理、思想文化、少数民族等情况,真实全面反映了数千年的历史面貌。并且开创了“论从史出”的治史方法,提倡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撰写历史著作。

《史记》贯通文史,实现了史学与文学的高度统一,奠定了我国古代历史文学特别是传记文学的坚实基础。《史记》不仅被奉为“二十四史”之首,而且被鲁迅先生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更是成为历代史家的典范。
2.许慎:中国古文字学的奠基人
许慎(约58-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东汉著名文字学家、经学家。年轻时师从古文经学大师贾逵,博览群书,当时经学大师马融赞他“五经无双许叔重”,官至太尉南阁祭酒。

自汉字创始至西汉,文字在形体、音韵、字意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前虽有李斯《仓颉篇》等书记录文字,但没有解释文字含义的著作。当时今文经学盛行,许多儒生以隶书的字形随意解释字意,与文字本意不合。许慎认为,只有准确解释了字形字意,才能正确领会经书的内容,为此,创作了《说文解字》。
《说文》收录9300余字,异体字1100余字。编撰的体例,是“分别部居”“据形系联”。收录的文字以小篆为主,同时把古文附录其中,然后再把全部文字按照部首加以分类。分出汉字的偏旁部首是许慎的首创,以后的中国字典,绝大多数采用这种方法。
该书运用了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的六书理论,分析汉字的字形字意,并且在分析形声、假借以及注明音读时又涉及字音,从而在文字、音韵、训诂三方面都有贡献。至今仍是我们阅读整理古书尤其是先秦、秦汉典籍时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又是研究篆书以前的汉字字体的中介。

3.郑玄:遍注群经、融合今古文经学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先师从著名经学博士第五元先,后师从张恭祖。于是,他既熟悉了今文经学,又熟悉了古文经学,后又拜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马融为师。
东汉时,今古文经学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每一经都有不同的流派,称为“师法”,又有数家经师,称为“家法”,令后学者无所适从。郑玄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而是打破狭隘的古今门户之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以渊博的知识遍注群经。他精通训诂、校勘,对群书进行考辩,以审定真伪。郑玄注经,开创性制定出系列的校勘原则,发展了校勘学,把训诂、考据与阐释义理很好的结合起来,成为注经的典范。郑玄的经学使得今古文融为一体,独创了新的学派——郑学。郑学的出现,使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变化,经学进入了“统一时代”。

二.宋元国学大师
1.郑樵:又通又专的大师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著名的文献学家。他立志读遍古今书,到而立之年已经读遍了东南各地藏书。在经学、礼乐之学、语言学、自然科学、文献学、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他一生著述宏富,有九大类共八十四种,一千余卷。流传下来的只有《尔雅注》、《通志》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通志》。

《通志》是一部“通百家之学”、“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纪传体通史,全书二百卷,分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零八卷,载记八卷,四夷传七卷,世谱、年谱四卷,二十略五十二卷,约六百万字,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二十略》。郑樵对《二十略》颇为自负;章学诚也对其推崇备至。
《二十略》是郑樵用功最深、成就最大、创新性最多的部分,在考据学、目录学、编撰学、辨伪学、文字学、音韵学上都有独立见解。如《地理略》深入探讨政治地理与自然地理的关系,总结出行政区划服从于山川形势的规律,抓住了研究历史地理的一条总纲,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代考据学家戴震的地理学说即与此有关。
郑樵是一个山林儒士,以己之力,毕其一生,融会天下学术而自成一家之言,著述千余卷,为古代国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朱熹:发展国学的理性内核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晚号晦翁,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朱熹历经南宋四朝,为官时间很短,一生主要精力集中于学术的研讨、传授和著述。朱熹早年经常涉猎佛道学说,后又专心于儒学的研究。他是程颢、程颐“洛学”的集大成者,后世合称程朱学派。因他侨居于福建,并长期在此讲学,故朱熹之学又称“闽学”。
朱熹把“天理”视为其思想体系的内核,认为“理”的总体或最高境界是“太极”。他把理和太极看做宇宙的本源、万物的主宰;同时,把理看做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源泉,一切封建秩序和伦理道德,都是理在人间的表现。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他把天理、人欲之辩应用于人类社会,形成了“王霸”之辩的历史观。

作为学术大师,朱熹对大量的儒家经典进行过整理和义理阐释,对周敦颐以来的宋学、理学诸家的主要思想资料也进行了研究和整理,为后人探讨宋学、理学提供了方便。朱熹的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著作《四书章句集注》在明清时成为读书人启蒙的必读之书,与五经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其他主要著作有《伊洛渊源录》等。
3.马端临:通释古代典章制度
马端临(1254—1323),字贵舆,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马端临早年师从朱熹学派的曹泾,深受其影响,宋亡,隐居不仕,历二十余年专心著述《文献通考》。后迫于元朝的压力,出任慈山、柯山书院院长等职。

马端临早年就有志于“缀辑”,准备撰写历史巨著, 注重学问的积累和材料的收集整理。他认为史学家应当有“会通”的观点,应当成为融会贯通古今“典章经制”与“理乱兴衰”的“通儒”,认为只有通史才能反映朝代更替的历史规律, 他特别推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等,而不满《汉书》。他以《通典》为蓝本,积二十余年之功,重修了一部记述我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取名《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包括二十四门,三百八十四卷,其中十九门仿《通典》。其余五门全部由他收集新材料写成。
《文献通考》除了记述了上至黄帝下迄宋宁宗的重要政治、经济改革外,为了抒发亡国之痛,对宋代的典章制度记述最详细、用功最深,对历代王朝盛衰的原因论述也较详。《文献通考》后,出现了不少续作,如明代的《续文献通考》等,可见其影响之大。

三.明清国学大师
1.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因故居有座园林名“亭林”,故后世称他为亭林先生,是明清之际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的杰出学者。

顾炎武早年就确立了经世致用的学术志向。明亡清兴之际,他投入抗清斗争之中,抗清失败,仍与反清力量保持联系,屡次拒绝朝廷征召,体现了崇高的道德风范与民族气节。四十五岁后,眼看复明大势已去,便离开江南,只身北游,开始了在北方二十五年的辗转游历生涯。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各省,考察山川,拜师访友,搜集图书,发奋进行学术研究,集中精力撰写他的代表作《日知录》。
顾炎武一生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著述十分宏富,流传下来的近五十种,涉及经学、史学、音韵文字、金石考古学等,取得了卓越成就。《日知录》为其代表作,荟萃了他平生所学,是开启一代学风的巨著。《音学五书》是他的另一代表作。顾炎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为数不多的“通儒”之一,不仅成就了博大的学问,而且具有峻洁的志趣、崇高的操守,其学问与人格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2.惠栋:考据学的吴派代表

惠栋(1697—1758),字定宇、松崖,江苏元和(今苏州市吴县)人,经学大师,乾嘉考据学“吴派”的代表人物。惠栋继承家学传统,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一生治经以汉儒为宗,以昌明汉学为己任,尤其精通汉代《易》学。
他认为范晔《后汉书》存在不少缺漏遗误,后世注释又多错误,于是就从《初学记》等各类古籍中,辑录东汉诸史佚文,将补遗和校注结合起来,撰写《后汉书补注》,开吴派学者重视史学之先河。又撰写《松崖笔记》,是一部集中的综合考据之作,体现了惠栋长于考证的特点。该书取诸子百家、象纬、六书、训诂、方言、风俗、姓氏、文字、算数之学,考证经传及注疏,创获颇多,为后学者指出了一条新的治学之路。
惠栋受业弟子中的知名学者有江声等。王鸣盛、钱大昕、戴震等皆曾从惠栋问学,可见他在当时影响之大。

3.戴震:义理与考据的贯通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今安徽休宁县)人,清代考据学家。自幼勤奋好学,博闻强记。十八岁时就教于著名学者江永,学习经学、声韵学和天文学。二十二岁时写成《策算》,二十四岁时写成《考工记图》,三十岁到三十三岁之间,写成著作《屈原赋注》、《诗补传》、《勾股割圜记》等。三十三岁时入京师,结识王鸣盛等学者。三十四岁时在吏部尚书王安国家做私塾先生,教授其子王念孙。四十一岁时,段玉裁拜师于他。王念孙、段玉裁是他的两个最著名弟子,后来都成为大学者。五十一岁时入四库全书馆任编修。
戴震是清代考据学的集大成者。他在文字、音韵、训诂、典制、古天文历算及古地理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上,都成就卓著,创建颇多。他研究整理古籍,以经书为主,从考据入手,注意字意辨析,认为要根据字的“六书”来考察文字在经籍中实际运用的情况。在以字音辨析字义方面的研究上,其精确程度,很少有人能出其右。他主张把义理与考据结合起来,而又以义理为根本。戴震的义理之学,最著名的成果是《原善》与《孟子字意疏证》,通过关键字词的字义疏证,揭示其中的义理。

4.章学诚:经史贯通,独立思考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博览群书,拜朱筠为师,并结识了戴震等学界名流,与他们切磋学问,眼界大开。他与世俗不合,不愿做官,应朋友之邀,先后在一些书院讲学和编修地方志。后在湖广总督毕沅幕中,编修《湖北通志》等。章学诚数十年奔走大江南北,居无定所,却孜孜不倦,致力于学术。去世前一年,仍在修改学术专著《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一生学术思想的结晶,系统论述了古今学术宗旨、源流以及古籍目录体例。他在书中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著名的“六经皆史”,打破了儒家经典至高无上的地位。唐代刘知几提出史家应具备才、学、识,他则强调史家还要具备史德、文德,要求史家端正心术,写史做到忠于客观事实,善恶褒贬,务求公正。他认为史家应该戒名利心,学须博而能约。他坚持史学要“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的“宋学”和专务考据的“汉学”,反对只知考据的学术。

另外,他撰修过《湖北通志》等地方志,撰写了《方志略例》等方志学著作,提出了“志属信史”的主张,对地方志书的性质、源流、作用、体例和编撰方法提出了一套完整看法,使方志学成为专门学问。
四.现代国学大师
1.章太炎:民国时期讲论国学的大家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后改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的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师从俞樾研习经学、史学、小学,后又研究佛学和子书。曾被清政府逮捕入狱,狱中三年,钻研佛学,特别是唯识论和因明学。后在日本和中国各地讲论国学,影响很大。
章太炎注重国学的传授,力主古文经,先后在日本、苏州讲学。著有《国故论衡》、《国学演讲录》,以文言文书写。在苏州有国学讲习会,从学者七十余人。章太炎治学严谨,提倡学有所据,语有确证,广征材料,以求明辩。
章太炎精通文字、音韵、训诂学,对于国学的各个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诣。在音韵学上成就尤大。他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语音学的知识,将其运用到古音韵的研究上,修正了王念孙的古韵分部,定古音为23部,用汉字描写古韵的音值,确定古声母为21个,创造《成均图》,旨在解释文字的转注、假借与孳乳现象。

《国故论衡》是其重要著作,胡适认为该书是两千年来中国可称得上“著作”的几部书之一。《文始》则是我国汉语史上第一部理论、方法、体例都粗具规模的语源学著作。在经史方面,章太炎对儒家经籍、先秦诸子以及史书都做了大量精深的研究。对清代的考据学,他也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指出了其中的不足。
主要著述见于《章氏丛书》。
2.刘师培:生命短暂,著述惊人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又名光汉,江苏仪征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出身于一个有名的经学世家。刘师培少有才名,博览群书,精通经、史、子、集四部。1917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与黄侃等成立“国故月刊社”,弘扬国学。
刘师培继承家学,又兼采扬州诸儒的治学之长,加之西学造诣颇深,使得他的治学视角新颖,视野开阔,学术观点多有创新。他治学不分汉、宋、古、今,不立门户,主张治学贵“通”。他对于《左传》《尚书》《诗经》的研究以及先秦诸子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刘师培生命虽短暂,但著作颇丰,关于经学以及小学22种,论学术及文辞13种,群书校注24种,诗文集4种,学校教本6种,共计74种之多,被称为“著述之盛,并世所罕见。”

著作主要收录在《刘申叔先生遗书》。
3.王国维:学贯中西的天才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在史学、文学、美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都成就卓著。

王国维早年学习英文、日文,接触新学,学习尼采、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西方哲学,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早期主要研究中国戏曲史和词曲,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对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都有专精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工作。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也留下了难解之谜。
王国维学贯中西,能将西方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与中国国学的考据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做到了治学严谨,考证精湛,并获得了超越前人的真知灼见。特别是他首创的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的“二重证据法”,已经成为后人研究古史普遍采用的科学方法。在他的学术成果中,以史学成就最大,郭沫若称他为近代新史学的开山者。
王国维生前著作六十余种,主要收录在《静安文集》《观堂集林》中。

4.陈寅恪:由西学研究中国古代学术的大师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家庭环境熏陶下,从小广泛阅读经、史、子、集各部典籍。曾到日本、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留学,学习西方学术各方面的知识,能阅读蒙、藏、日、梵、英、法、德和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的文献。1925年归国,清华大学改制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0年后,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等职。1945年应牛津大学之聘,赴英国任教,治疗眼疾。1947年返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
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掌握了西方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加之精通多种语言,使他成为学贯中西、学识渊博的学者。其研究领域以史学为主,而又涉及文学、哲学、宗教学、民族学、古文字学等诸多学科。他能充分占有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发前人所未发,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提出独到的学术见解。运用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史料进行穷本溯源的确切考证,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以求得历史的真相。由于精密而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他的考证成就超越了乾嘉学者。他对佛经的翻译、校勘、解释,对音韵学等课题的研究均卓有建树。他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并为此门新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著作,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途径。他的专著《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是“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典范。他的博学令人赞叹。
全部著作收在《陈寅恪集》中。
5.张舜徽:自学成才的博通大师

张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县(今沅江市)人,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在父亲的引导下致力于自学,学习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后涉猎经学,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功底。17岁时,出游巡师访友,结识了不少通人硕学。
张舜徽在湖南学风的影响下,在国学研究上具备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在湖南任教期间,他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读殿本二十四史,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全史校读完毕,写了几十本厚厚的札记。
凭着深厚的根基,张先生博涉广营,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都有不少创获。三十岁时,他发表了第一部专著《广校雠略》。此后著述不辍,到去世时,专著出版二十多部,共计八百多万字。

张先生一生勤于著述,他治学严格,遵循国学的路数,以小学、经学为基石,进而博治各部。其中的许多学术成果开一代学术风气之先。如《中国古代史籍举要》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本史籍举要的著作。全书分门别类对多种史籍做了提要钩玄的点评,同时指点了读史门径和研究方法,多有独到的真知灼见。
《中国文献学》是张先生七十岁时的著作。分十二编、六十章,这部书不仅是文献学史的叙述,也不仅是文献基本知识的介绍,而重在论证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总结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阐述历代校雠学家和清代考证家整理文献的业绩,提出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以及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这部书开拓了现代广义历史文献学的新路径,奠定了现代历史文献学的理论框架,历史文献学这一学科就是由张先生首倡设立的。
张先生的学术重点在清代,如《清人文集别录》是一部叙录之作;《清人笔记条辨》是《别录》的姊妹篇;《清儒学记》是一部有关清代大学者的学术成就的总结之作;《清代扬州学记》对扬州学派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他对宋代、清代的书籍也是广泛阅读,博闻强记。在20世纪,像他这样博览群书,特别是对清代文献下了很深功夫的学者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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