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旅游开发与发展园林旅游开发与发展的关系

花境拾光园林景观 2025-11-30 0

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关于园林旅游开发与发展，园林旅游开发与发展的关系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目录

园林学的发展简史
世界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能否兼得
风景园林专业是什么

园林学的发展简史

园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定阶段的产物。世界园林三大系统发源地——中国、西亚和希腊，都有灿烂的古代文化。从散见于古代中国和西方史籍记述园林的文字中，可以大致了解当时园林建设的工程技术、艺术形象和创作思想。研究园林技术和园林艺术专著的出现，以及园林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则是近代的事情。

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东西方园林学发展的进程也不相同。东方园林以中国园林为例，从崇尚自然的思想出发，发展出山水园；西方古典园林以意大利台地园和法国园林为例，把园林看作建筑的附属和延伸，强调轴线、对称，发展出具有几何图案美的园林。到了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增多，园林风格互相融合渗透。中国园林最早见于史籍的是公元前11世纪西周的灵囿。囿是以利用天然山水林木，挖池筑台而成的一种游憩生活境域，供天子、诸侯狩猎游乐。

从《史记》、《汉书》、《三辅黄图》、《西京杂记》等史籍中可以看到，秦汉时期园林的形式在囿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在广大地域布置宫室组群的“建筑宫苑”。它的特点一是面积大，周围数百里，保留囿的狩猫游乐的内容；二是有了散布在广大自然环境中的建筑组群。苑中有宫，宫中有苑，离宫别馆相望，周阁复道相连。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同时在哲学思想，上儒、道、佛诸家争鸣，士大夫为逃避世事而寄情山水，影响到园林创作。两晋时，诗歌、游记、散文对田园山水的细致刻画，对造园的手法、理论有重大影响。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所描述的“林尽水源，使得一山，山有小口……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的情景，对园林布局颇有启示。谢灵运的《山居赋》，是他经营山居别业的感受，对园林相地卜居的原则，因水、岩、景而设置建筑物和借景的手法，以及选线开辟路径、经营山川等都作了阐述。

从文献中可以看到，这时期大量涌现的私园已从利用自然环境发展到模仿自然环境的阶段，筑山造洞和栽培植物的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造园的主导思想侧重于追求自然情致，如北魏张伦在宅园中“造景阳山，有若自然”，产生了“自然山水园”。

唐末时期，园林创作同绘画、文学一样，起了重大变化。从南朝兴起的山水画，到盛唐已臻于成熟，以尺幅表现千里江山；歌咏田园山水的诗，更着重表现诗人对自然美的内心感受和个人情绪的抒发；在文学理论方面，盛唐诗人王昌龄首先提出了诗的“意境”之说。园林创作，也从单纯模仿自然环境发展到在较小的境域内体现山水的主要特点，追求诗情画意，产生了“写意山水园”。

唐末时期的一些文学作品中提出了造园理论和园林布局的手法。唐代王维的《辋川集》用诗句道出怎样欣赏山水、植物之美；怎样在可歇、可观、可成景处选地构筑亭馆；怎样利用自然胜景组成优美的园林别业。柳宗元有不少的“记”也讲到园林的营建，谈到即使是废弃地，只要匠心独运加以改造，就能成园。

宋朝开始有评述名园的专文，如北宋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南宋周密的《吴兴园林记》。以后有明代的《娄东园林志》、王世贞《游金陵诸园记》等。这些文人欣赏园林所写的评述，对明清文人山水园的造园艺术原则和欣赏趣味颇有影响。

田园山水诗，游记和散文，山水画和画论，以及一般艺术和美学理论，对于自然山水园发展为唐末写意山水园和明清文人山水园都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在认识自然、表现自然以及园林布局、构图、意境等方面提供借鉴。但园林学的理论体系，只有通过造园的实践和经验的积累，并经过造园家的提炼和升华才能产生。

明代已有专业的园林匠师，他们运用前代造园经验并加以发展。明代造园家计成的《园冶》是关于中国传统园林知识的专著，是实践的总结，也是理论的概括。书中主旨是要“相地合宜，构园得体”，要“巧于因借，精在体宜”，要做到“虽由人作，宛白天开”。明末清初李渔《闻情偶寄·居室部》山石一章，对庭园叠石掇山有独到的见解。计成和李渔都既有丰富的造园实践经验，又有高度的诗、画艺术素养，他们提出的一些造园原则，至今仍很有启发意义。

1868年，外国人在上海租界建成外滩公园以后，西方园林学的概念进入中国，对中国传统的园林观有很大的冲击。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城市中自建公园渐多。从20年代起，中国一些农学院的园艺系、森林系或工学院的建筑系开设庭园学或造园学课程，中国开始有现代园林学教育，并同传统的师徒传授的教育方式并行。

新中国成立，园林学研究范围从传统园林学扩大到城市绿化领域；由于旅游事业的迅速发展，又扩大到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利用、开发和规划设计领域。世界上最早的园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世纪的埃及，从古代墓画中可以看到祭司大臣的宅园采取方直的规划，规则的水槽和整齐的栽植。西亚的亚述确猎苑，后演变成游乐的林园。

巴比伦、波斯气候干旱，重视水的利用。波斯庭园的布局多以位于十字形道路交叉点上的水池为中心，这一手法为阿拉伯人继承下来，成为伊斯兰园林的传统，流布于北非、西班牙、印度，传入意大利后，演变成各种水法，成为欧洲园林的重要内容。

古希腊通过波斯学到西亚的造园艺术，发展成为住宅内布局规则方整的柱廊园。古罗马继承希腊庭园艺术和亚述林园的布局特点，发展成为山庄园林。

欧洲中世纪时期，封建领主的城堡和教会的修道院中建有庭园。修道院中的园地同建筑功能相结合，如在教士住宅的柱廊环绕的方庭中种植花卉，在医院前辟设药圃，在食堂厨房前辟设菜圃，此外还有果园、鱼池和游憩的园地等。在今天，英国等欧洲国家的一些校园中还保存这种传统。13世纪末，罗马出版了克里申吉著的《田园考》，书中有关于王侯贵族庭园和花木布置的描写。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等地建造了许多别墅园林。以别墅为主体，利用意大利的丘陵地形，开辟成整齐的台地，逐层配置灌木，并把它修剪成图案形的植坛，顺山势运用各种水法，如流泉、瀑布、喷泉等，外围是树木茂密的林园。这种园林通称为意大利台地园。台地园在地形整理、植物修剪艺术和水法技术方面都有很高成就。

法国继承和发展了意大利的造园艺术。1638年，法国布阿依索写成西方最早的园林专著《论造园艺术》。他认为“如果不加以条理化和安排整齐，那么人们所能找到的最完美的东西都是有缺陷的”。17世纪下半叶，法国造园家勒诺特尔提出要“强迫自然接受匀称的法则”。他主持设计凡尔赛宫苑，根据法国这一地区地势干坦的特点，开辟大片草坪、花坛、河渠，创造了宏伟华丽的园林风格，被称为勒诺特尔风格，各国竞相仿效。

18世纪欧洲文学艺术领域中兴起浪漫主义运动。在这种思潮影响下，英国开始欣赏纯自然之美，重新恢复传统的草地、树丛，于是产生了自然风景园。英国申斯诵的《造园艺术断想》，首次使用风景造园学一词，倡导营建自然风景园。初期的自然风景园创作者中较著名的有布里奇曼、肯特、布朗等，但当时对自然美的特点还缺乏完整的认识。

18世纪中叶，钱伯斯从中国回英国后撰文介绍中国园林，他主张引入中国的建筑小品。他的著作在欧洲，尤其在法国颇有影响。18世纪末英国造园家雷普顿认为自然风景园不应任其自然，而要加工，以充分显示自然的美而隐藏它的缺陷。他并不完全排斥规则布局形式，在建筑与庭园相接地带也使用行列栽植的树木，并利用当时从美洲、东亚等地引进的花卉丰富园林色彩，把英国自然风景园推进了一步。

从17世纪开始，英国把贵族的私园开放为公园。18世纪以后，欧洲其他国家也纷纷仿效。自此西方园林学开始了对公园的研究。

19世纪下半叶，美国风景建筑师奥姆斯特德于1858年主持建设纽约中央公园时，创造了“风景建筑师”一词，开创了“风景建筑学”。他把传统园林学的范围扩大了，从庭园设计扩大到城市公园系统的设计，以至区域范围的景物规划。他认为城市户外空间系统以及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是人类生存的需要，而不是奢侈品。此后出版的克里夫兰的《风景建筑学》也是一本重要专著。

1901年美国哈佛大学创立风景建筑学系，第一次有了较完备的专业培训课程表，其他一些国家也相继开办这一专业。1948年成立国际风景建筑师联合会。

世界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能否兼得

当中国越来越多的世界遗产出现在旅游宣传片里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中国风景名胜因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而声名鹊起的时候，有人欢呼，有人担忧。在世界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已经处于世界遗产第三大国的中国感到了困惑。在中国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有一种矛盾是不容忽视的——游客的过度膨胀与列为世界遗产的风景区的保护。陷入超负荷运转的世界遗产近年来，“假日旅游”不断升温，使许多世界遗产陷入了超负荷运转与接待的境地。例如北京的故宫，连续几年在黄金周前三天，日接待游客量都在１０万人次以上，最高突破了１３万人次的历史纪录，超过饱和度１００％－２００％。事实上，故宫每天接待游客的恰当值仅为三四万人次。清华大学建筑专家罗哲文教授指出，游客过多除增加古建直接意外损伤的可能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还会使古建内的温度、湿度等各项指标发生变化，对已保存了数百年的彩画、雕刻都会有不可挽回的影响。其实，旅游开发对世界遗产保护的影响已经为全球所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把旅游定为对世界遗产的四大主要威胁之一。由于空气污染，雅典卫城上的砖石已经变质，百万人次的旅游者来访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已经迫使卫城停止对外开放；旅游车辆的停车场侵占了某些古建筑的前院，并造成了明显的污染（在天气燥热的地方，还不得不使空气调节器不停运转，因而增加了空气的污染）；在一些本来就很狭窄的步行街上，停放着一排排的汽车或摩托车，如此等等。这些都是一些现实的问题和事例，需要通过不断地交换意见来解决。许多世界遗产风景区不得不作出控制旅游客流的应对措施。据介绍，故宫已初步制定出一整套的应急方案以期将客流量控制在允许范围内，其中包括在长假高峰日限制进入故宫的团队数量，对局部景点在紧急情况下关闭，狭窄路段单向分流、旅游路线适当调整等措施。苏州市正在讨论提升世界遗产的园林门票，以控制游客人数，而丽江古城则要求每一位到访的游客上缴几十元的古城保护费。国际建筑协会主席、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建筑系主任雷·恩·约翰逊教授说，旅游业的企业家，虽然在利润第一主义的驱使和压力下，有利地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但他们经常忽视自然环境的风貌，不恰当地在这些地方修造建筑物、停车场与附属建筑，造成对自然环境的入侵和蚕食，从而以最拙劣的方式破坏了那些绝妙的风景区和名胜古迹点的独特风格。欧洲的大城市和古迹名胜，亚洲的庙宇和城市，美洲和非洲的自然风光和名胜都富于吸引力，招徕这么多的游客（特别是运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对于这些地方必然要产生巨大的影响。技术发达的工业社会本来有它消极的方面，加上旅游者云集，自然环境所受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也可说是灾难性的。地中海沿岸的许多风景区，由于乱占乱建，已经大为缩减了；其它国家海岸的名胜风景区，也发生着类似的变化。雷·恩·约翰逊认为，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个特殊问题是，旅游的后果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混合起来了。位于爪哇和龙目岛之间的马来西亚巴厘省，在其郊区的风景区有着极为丰富的文物古迹。它的自然风光、自然资源的开发、城镇与村庄、罕见的木雕庙宇，形成了一个和谐的统一体。直到最近几年，巴厘才成为对外开放的旅游目标。而以前很长时间，只有少数感兴趣的参观者来访。旅游者必须有住处，有服务设施，必须周旅各地（旅游车在村里或庙前排成长队）。伴随旅游业而产生的奢靡的需求和供应，不可避免地要影响此地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结果吸引旅游者的自然环境本身，面临遭受破坏之势。而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也不鲜见。保护和旅游开发能否兼得中国的世界遗产现在是２９项，在世界排名第三位。关于世界遗产的争夺是很激烈的，一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它的扩展项目除外。世界文化遗产所昭示的是，一个民族对全人类的特殊贡献与突出成就，这是树立一个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依据。就遗产本身来说，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背后都具备了一段很长的历史。自然遗产动不动就是几十亿年。文化遗产像北京周口店有５０万年，故宫将近６００年，中国最年轻颐和园也有２５０年。这些遗产不仅有它的历史功能，还有它的现实功能。例如故宫，它的历史功能是皇宫，是皇帝坐朝与居住的地方，而它的现实功能是博物馆。在旅游业飞速发展的今天，世界遗产有一种更直接的现实诱惑：一旦被列为世界遗产，这个风景区就会得到海内外游客的青睐，旅游业的各种投资就会接踵而来，然后整座城市的知名度就会提高，这又会吸引更多的游客。许多人因此将旅游开发视为世界遗产不可承受之重，甚至将其间的矛盾视为不可调和。但也有专家认为，其间并不是本质矛盾的。“发展旅游与遗产保护这两个方面本身没有对立的必然。”著名的文物与旅游研究专家耿留同教授对发展与保护所持的观点是，并没有一胜一负的必然，它本来就是互相依托的当代社会文化活动的形式，关键要从价值认识的高度来把握与对待。身为北京旅游学会常务理事的耿留同对旅游的解释是，最好的人类文化交流活动。他认为，旅游是扩展人的生活空间和时间的，这是人类很重要的一个需要，从这个角度说，旅游是一种非常高尚的活动。通过这种形式，人们增长了见识，增加了历史文化知识，提高了自身素质。人们不仅了解现在，还了解过去与未来。这种交流与遗产保护并不矛盾。问题在于，目前很多把旅游解释为一种经济行为，单纯追逐利益的做法；一些不负责任曲解与矮化世界文化遗产的做法，使得发展与保护产生了矛盾与冲突。他举例说，在颐和园，他听到一位导游小姐对游客说，这条路上的鹅卵石就是当年专门给慈禧太后按摩足底的。其实，这些鹅卵石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铺上去的，与慈禧毫无关系。曾为颐和园公园高级工程师的耿教授，对导游员用一些低劣的、庸俗的内容来讲解历史的做法，十分反对。他说，胡说八道，瞎编乱造，就是矮化了我们的民族文化，曲解了我们的民族文化，这是职业的极端的不负责任。世界遗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对它的价值研究和认识是很必要的。北京市旅游局局长于长江认为，一方面提高和深化公众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认知，引导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主动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加强管理，提高旅游管理者与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知识水平，做好遗产保护与利用。清华大学建筑专家罗哲文教授认为，文物古迹与旅游的发展互为表里，密不可分，旅游离不开文物古迹，文物古迹借旅游发挥其作用，流传其历史。如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以公布世界遗产的办法把各个国家著名的文物古迹与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旅游者提供了最值得选取的旅游参观对象。中国的“北京人”遗址、长城、故宫、苏州园林等二十三处文化和自然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该名录。旅游是发挥文物古迹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途径和一个非常好的形式。两者如果处理得好可以达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双赢目的，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两败俱伤。关键是要做到互通情报，科学规划、合理安排、依法办事。过度开发亟待引起各界重视目前许多地方存在着盲目过度地开发文物古迹的情况，以牺牲文物古迹内在价值为代价，一味追求所谓的经济效益和旅游发展，无异于杀鸡取卵。例如将世界遗产和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旅游项目捆绑上市或租赁使用，进行商业性开发；无处不在的索道严重地破坏了自然景观；一窝蜂的修建新造景点，却忽视了对文物本身的保护和利用；弃真求假，随意修造假古董和臆造景观等等不一而足。耿留同说，我们对世界遗产要加以保护与利用，但这些遗产的价值绝不仅仅是旅游价值，基于历史功能所产生的现实功能，将在更广阔的空间显示他们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力，这就是历史文化遗产持续发展、永续利用的主题。北京有６项世界文化遗产，耿留同认为其价值所在还包括：这些遗产是北京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容和理由。假如北京没有这６项世界遗产，就很难同巴黎和罗马相提并论。是制定和实现北京总体规划的主要依据，和许多区域规划的出发点。北京的总体规划像故宫、景山都起了很大的定点作用，天安门广场不就是从中轴线发展起来的，北京原有６．８公里，现在要向两边延伸３０多公里。它的出发点还是故宫的中轴线。包括交通道路的组织也要考虑这些景点。第三，也是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是标志性的景观和理想活动的场所。最近，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会徽的标志就是天坛，这次雅典奥运会的火炬传递的终点也是在颐和园，应该把这些世界遗产首先定位在这样高的标准上。耿留同说，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生态环保、环境保护不可忽略的保护内容和建设成就；是雄伟壮丽的首都不可缺少的亮点；是在北京居住工作的外国人生活质量的一项指数；是爱国主义教育、精神文明教育、科普教育的理想氛围和场所，以及展示２００８年北京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一个闪光点。对保护世界遗产的态度，耿留同强调有三个负责：第一，对历史负责，对创造人类高度价值和文明的祖先负责。第二，对现在人负责，世界遗产不仅是十三亿中国人的，也是全世界人民的。第三，对未来负责，关键的是要把它完整地交给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