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园林测绘梁思成设计建筑

花境寻踪园林景观 2025-12-04 0

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关于梁思成园林测绘，梁思成设计建筑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目录

文中为什么要写朱自清和梁思成
梁思成的徒弟是谁

文中为什么要写朱自清和梁思成

关于梁思成“一言救两都”的说法，在梁思成生前没有任何资料来证实，也没听到当时和梁思成相熟悉的人有关回忆。当时和梁思成同时代交往比较密切的人有林徽因、费正清夫妇、梁思成子女、中国营造学社同仁、西南联大教授、中央研究院的学者们，都没有对此事的一星半点的回忆。

那么关于梁思成保护日本古都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经我多方考证，发现关于这个说法的源头一共有四种出处，现在我一一剖析如下：

1、最早在1984年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北京大学生的宿白教授

据奈良考古研究所的学术部主任菅谷文表示，1984年宿白教授在日本访问时透露：梁思成于1947年到北大讲课时，曾提到曾向盟军建议，不要轰炸日本的奈良和京都的事儿。

1995年8月，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教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王军的采访时表示：1947年梁思成在北京大学给博物馆专修科的学生讲授古代建筑，一次课后闲聊，与他提起过此事。梁思成还说，当时他把京都和奈良的位置在地图上标明，看来这个图起作用了，因为这些地方没有遭到战争破坏。

2025年7月前，日本记者古谷浩一在核实此事时，宿白教授表示有过关于这件事的回忆。并且他也表示自己“有点记不清了”，因此也一度忘记了那段谈话，不过，当日本研修生来北京大学时，宿白教授把那段话告诉他们，之后这件事才得以逐渐传开。

2、罗哲文在1986年表示曾经亲自同梁思成一起参与此事

1986年，罗哲文应邀到日本参加在奈良举办的“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和奈良考古研究所的学术部主任菅谷文则相遇。菅谷得知罗哲文早年出于梁思成门下，又听宿白教授在前年访问日本时说过梁思成向盟军建议免炸日本古都一事，希望从罗哲文口中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经过。

罗哲文听罢，大为惊讶，立即回忆起当年在重庆的情景。罗说：“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专门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详细去区分，但是日本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因为我一进营造学社的时候，刘敦桢先生写的奈良法隆寺玉虫橱子的文章我就读过了，而且日本也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得是不宜多知道的。”

罗哲文回到中国后，又多次接受国内媒体的访问，在一次访问中，罗哲文这样回忆道：1944年夏天，梁思成接到国民政府急电，让他立即去重庆完成一项特别任务。他当即带着罗哲文来到了重庆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罗哲文被单独安排在顶层的一个小房间里。那时，梁思成几乎每天都抱回一捆军用地图，让罗哲文根据用铅笔做的记号再绘成规整的地图以便复印。罗哲文发现，除了敌占区的地图以外，还包括日本的东京和奈良。地图是军事机密，梁思成不说。就这样，他们秘密地工作了一个多月。

在另一次采访中，罗哲文回忆：梁思成是带着地图去见美军指挥官的。“在日本地图上清楚地标明了奈良及京都的位置。”

还有一个事情很蹊跷，就是在2025年日本记者古谷浩一遍求各地在核实此事时，明显的有过对罗哲文的核实，但是在文章发表时却并没有看到关于罗哲文跟随梁思成作画的亲身经历的说法，让人感觉很奇怪。

古谷浩一最后在文章中说：“关于京都和奈良免于轰炸的原因众说纷纭。即使梁思成果真提过建议，但中国学者的意见能对美军选择空袭对象产生多大影响不得而知。罗哲文认为，梁思成曾为保护文物免受战争破坏而付出了努力，保护对象不仅限于本国文物，而且包括敌国文物，这一点对中日友好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3、陈宇、王帆在1995年写的报告文学《日本古都的恩人梁思成》，在《当代作家》1995年03期刊载。

在这篇报告文学中，作者写到了梁思成去美国总部办公室找到布朗森上校，提出免炸日本奈良和京都的说法，并且最后说布朗森上将将此报告送达上司鲁梅将军，鲁梅将军阅后感到震撼，接受了梁思成的建议，批转空军执行，使日本古都幸免于难。

在文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被人们以为事实而广为传播，现摘录如下：

梁思成脸上肌肉颤动，显得十分痛苦地申述：“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想到国人的苦难，我是恨不得炸烂整个日本。一种职业与历史责任感让我冷静下来。建筑和园林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它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

4、2025年，林洙的记忆

在2025年日本记者古谷浩一找林洙核实此事时，林洙表示她听梁思成说过此事：那是在在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进行批判梁思成时，梁思成对在抗战时的做的一些事情写过交待材料，并且在家里对林洙说了自己曾向美军航空部队建议免炸奈良和京都的要求，但是如将此事公之于众更会遭到批判，因此秘而不宣。

关于这件事情，林洙在在《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025年写成）一书中也有记载。那是在1968年11月，梁思成先是写了一封对在抗战时期“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交代材料，然后梁思成对林洙讲：

“因为给我的任务范围仅限于我国大陆，不包括日本，所以我提出的保护名单，不涉及日本本土。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向史克门建议不要轰炸日本的京都和奈良这两座历史文化名城。”

现在还保存着的梁思成交待的书面证明材料是这样写的：

“1945年春，为了准备协助美军在我国沿海地区登陆进攻日寇，伪教育部在重庆设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任命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为主任，我为副主任，我在该委员会唯一的工作就是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编制华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当时该委员会实际上仅有我和秘书郭某（已忘其名，或为郭志嵩）二人工作。工作地点是借用重庆中央研究院的一间很小的房间，工作时间前后约两三个月。

这份表及图制成后，美方收件人是第十四航空队目标发史克门。但当时具体地是由什么人用什么方式送过去的，现在已记不清。

当时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生吴良镛似曾帮助我做过少量制图工作。莫宗江当时在李庄，始终没有参加这项工作。

梁思成 1968年11月5日”

从这里，可以看到交待材料有书面证明，而讲到不要轰炸日本古都时则是口口相传。

有一件事需要说明的是，林洙在2025年定稿的《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之前有两个蓝本，即1991年出版的《大匠的困惑》和1996年出版的《建筑师梁思成》，里面只写到梁思成交待写的编制出沦陷区文物图表，是为了盟军所用的事，但并没有关于梁思成后来对林洙说的建议美军不要轰炸日本古都的说法。

还有就是梁思成提到吴良镛帮助他做过制图工作，经新华社记者向吴良镛教授求证，吴良镛教授说并不清楚梁思成建议保护京都、奈良之事。

综合上面四种说法，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辨别真伪的判断。于1995年出版的报告文学《日本古都的恩人梁思成》一文，肯定是作者看到当时已经流传的梁思成救古都的说法而写成的，而其参照的模本自然是宿白教授和罗哲文的说法。报告文学是一种基于基础事实上的一种艺术再加工，但是它有一个根本点是应该与事实相符，而该文却在经没有对事实核实的情况下，就主观臆造的编了一些情况，其人物、场景和对话有好多明显谬误，让不明真相的人误以为真而争相转载，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本人严重鄙视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关于罗哲文的说法，其多次接受采访前后说法有时自相矛盾，并且也是在日本友人求证的情况下，说出自己的往事，这就给人一种急于想证实“梁公有其事”的心情。虽然他是想展示梁公基于学术无国界的宽大胸襟，但是却成为无人证实的孤证更加让人怀疑，加上自己本身是利害关系人，因此可信度大打折扣。（关于罗哲文的说法的真伪，待我专文再叙）。

林洙是梁公生活的最后见证人，因此她的说法非常重要。加上和宿白教授所说的事情相互印证，能起到证据补充的作用。

就说到宿白教授了。宿白教授最先提到此说法，也只是自己凭印象描述，没有其他证据支撑。但因为宿白教授既是名人大儒，又不是梁思成的利害关系人，因此他不可能空穴来风的无中生有，他既这么讲肯定当时对梁公的话有所耳闻。如此一来，宿白教授的证言反而可信度最高。

那么，据我分析，梁思成本人应该提过这个建议，按林洙的说法就是梁公向美国盟军目标接收人史克门建议不要轰炸日本那两座城。因为史克门既是梁思成三十年代在北京时相识的老朋友，也是一位东方史学家，他们都对东方文化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梁思成本人对日本古都的那些相当于我国隋唐时期的古建筑一直非常重视，老朋友间说话也随便些，补充性的向史克门提一下这个建议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并不认为梁思成是非常郑重其事的提出这个建议的。因为如果是郑重其事的提出这个建议的话，至少林徽因会知道，以林徽因的性格，也不会不使这件事情传出来；费氏夫妇也会知道，费氏夫妇当时一直和梁家来往异常亲密且又是美国大使馆的官员，梁公如有这个大动作，费氏夫妇不会毫不知情的。

再者，如果梁思成真的郑重其事的提出不要轰炸奈良和京都的话，肯定会通到费正清这条捷径去传话，至少也应该有和费正请商量，最低限度也要和费正清或威尔玛谈及此事，但是他都没有。这就说明他只是在不是太重视的情况下提出的。

我想，梁思成也明知自己的声音很弱小，因之也就是那么随意一说，也不太当回事，史克门也是随意那么一听。所以梁思成觉得不值得和别人讲，也就没再和人们提起过。

其实当时梁思成所关心的，更多的是落入日寇占领下中国沦陷区的那些古建筑是否还存在，尤其是在他逃亡前不久在山西五台豆庄发现的唐代建筑大佛光寺，在他避难这几年里，无时不在心头索绕。

当时梁思成不止一次说过：“我曾在华北调研过的多数地方现在都落入日军手中。比如我最牵怀是唐代遗构所在的豆村，过去在外界并不知名，现在却再三见诸报端，或为日本人进攻五台的基地，或为中国人反攻的目标。我怀疑唐代遗构能否在战后幸免于难。万望我的照片和测绘不会是它目前所遗之一记录。

待战争结束，除了寻找更多新资料用于深入研究之外，当另有一项额外的任务，就是重访我们旧日的足迹，看看日军的炮火毁掉了多少无可替代的珍宝。”

1945年春天，也就是梁思成在重庆画图的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的曙光已经隐现。欧洲战争上盟军节节推进；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奋勇进攻；在中国国内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则和日军进行艰苦的拉锯战，胜利的天平在慢慢向中方方面倾斜。而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也在太平洋战区的统一指挥下在持续地进行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梁思成最关心的是国内战场，能够附带着向史克门建言一下不要轰炸奈良和京都也不是没有可能。

梁思成本人没把这次建言当回很重要的事儿，他当时也没有和友人们谈起。及至他1947年到了美国和费氏夫妇会面好多次，也没谈过这个话题。

1948年，朱自清教授认为当时经济困难，不应该花钱用于维修对民生无直接意义的古建文物时，梁思成公开发表文章予以驳斥。

梁思成指出：“（二战时）美军在欧洲作战时，每团以上都有‘文物参谋’—都是艺术家和艺术史家，其中许多大学教授—协助指挥炮火，避免毁坏文物。意大利圣基米亚诺城之攻夺，一个小小山城里林立着十三座中世纪的钟楼，攻下后，全城夷为平地，但是教堂无恙，13座钟楼只毁了一座；法国夏特伊城著名的哥特风格大教堂，在一个德军主要机场的边沿上，机场接受了几千吨炸弹，而教堂只受了一处碎片伤。对于文物艺术之保护是连战时敌对的国际界限也隔绝不了的，何况我们自己的文物”，同时，梁思成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修川陕公路而毁掉广元摩崖石刻的例子作比较，对国民政府做了批评。